然而监视号是勤王的客军，从理论上说，这条船是不归天津总兵和巡抚衙门管辖的兵部负责指挥京城保卫战的大员才是监视号的正管。
这里就凸显出了明代不重视海军的弊端：像北上舰队这种从海上来的援军，困在京城的总指挥，或者崇祯本人，实际上是没办法直接指挥的。也就是说，曹总兵未来上岸后，完全可以用“军令不通”这个理由赖在天津不走，偏偏天津本地还奈何不了这帮人。
当然了，这也就是穿越众的兵马。
正常来讲，由于粮秣后勤都需要本地供应，所以客军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看本地官员脸色的，不可能那么嚣张。
但是监视号就这么嚣张了：成箱的曹大头扔出来后，各种上好的煤炭糯米果蔬肉食都被本地商人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船上，这其中的糯米还是专供皇室勋戚的太仓“白粮”......这又从哪里说理去。
所以尽管总兵大人不爽，但是在土豪面前，也没人在乎他那点脾气了。
于是监视号就这样三天出海两天休整，将天津卫当成了旅馆。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包括渤海湾乃至大连朝鲜沿海等等海域，统统都被监视号跑了一遍。
而到了1月5号，监视号则破天荒再没有出海，一边留在天津休整，一边通报各衙门：福建的勤王舰队即将到埠，这次不要再搞乌龙。
到了9号这一天，监视号便带着几艘明军哨船出海等待，至10日晨，在大沽口的墩台上，钱把总便看到了北上舰队。
看到和监视号一模一样的几艘战舰后，钱把总这一次学乖了，老老实实没点狼烟。然后一通联络交流后，北上舰队便在监视号和几艘明船的带领下，缓缓驶进海河，直奔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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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州城一样，天津由于同样是入海口，所以河流繁多。从上游过来的溪河支流有300多条，而最终汇集百川，奔腾入海的海河，则是华北最大的河流。
后世的大沽口，距离老城大约有五十公里的距离。但是明代由于海岸线还没延伸，所以舰队沿河开进了不到四十公里后，老远便望见了长方形的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的驻地就在所谓的三汊口，是海河，卫河，子牙河的交汇处，又称小直沽。
而在卫城的东南方向，则是汇合了南北运河和海河的漕运枢纽大直沽。站在船头望去，大直沽那边船舶盈岸，豪宅连绵，台地林立，仿佛北边的京城没有在发生战争一样，一副醉生梦死的模样。
北上舰队到了卫城门外后，并没有全体进城：卫城虽说有水门和水寨，但是一来地方不大，二来官署民宅早已把城里那点地方挤得满满当当，所以家当多，**多的北上舰队必须要另觅驻地。
于是舰队便在城外下了锚。只有舰队的旗舰，桅杆上挂着那三樽大纛的“争锋”号，缓缓驶进了卫城的水门。
而这个时候，天津巡抚翟凤和总兵王洪已经带着城内大小官员，站在水寨码头等候了。
翟凤是山东人，之前受魏忠贤排斥被削籍为民。后来崇祯初起为兵部右侍郎，去年接替了户部侍郎崔尔进，调任的天津巡抚。
明代的天津，之前是没有巡抚和总兵这两位文武大员的。当初永乐帝筑天津城后，调集了足足三个卫所来镇守天津，是为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右卫。
这三个卫所是平级单位，一直以来也没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统管天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因为日本侵略朝鲜，所以明朝一方面发兵援救，另一方面就在天津设了巡抚和总兵，专责海上防卫，保卫京城的职责。只不过短短两年后，日本事罢，这些职位又被撤销了。
而到了北方满清势大的天启年间，由于天津的战略地位日渐增强，故而朝廷又在天津复设了巡抚和总兵。
所以这二位，其实在同级别镇抚里只能算是袖珍大佬：地盘只有天津周边这一旮沓，责权只有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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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后，身穿大红官袍的曹总兵，一路踏着近年来修炼成功的官步，稳稳从船板上走了下来。老远便拱手行礼：“下官曹川参见翟巡抚，王总兵。”
“快快免礼！”翟凤和王洪赶紧平礼以待：明朝军队讲究“大小相制”，何况曹川这个客军副总兵根本不归这两位袖珍大佬管辖，所以大家妥妥算是同级别同事。
大佬互相见礼后，曹总兵又和兵备道，镇抚司，清军厅的几位中阶文武官儿见了礼。
这之后，才轮到身穿红袍的天津三卫几个世袭指挥使的参见。
到了明后期，随着卫所逐渐农庄化，军事职能削弱，军户和卫所军官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开始滑落“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
从这里就能看出，号称三品的卫所指挥使，在低级文官面前都已经没了尊严，彻底蜕化成了穿着高级官服的乡下地主。
而今天在手握重兵的曹总兵面前，天津三卫的几个世袭指挥，指挥同知，同样如此。这伙人虽说官服级别高，但是地位低，排座次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