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杭州那天，在飞机上罗宇霜头痛欲裂，嗓子干疼，强撑着下了飞机，打车到小区门口，然后又强撑着到药店，
“抗生素需要登记，请出示下身份证。”药店阿姨对她说。
她全身上下找遍了也没找着，猜想着是不是把身份证连着没用的机票刚才一起扔进机场门外的垃圾桶了。想回去找是不可能了，她扶着额头，“那帮我开点能开的。”这一出让她想起了来杭州前在成都旅行的经历，脸丢东西都如出一辙。
她把头疼嗓子疼的症状给这阿姨说了，不一会儿阿姨就热情的拿来一堆五颜六色的药。
罗宇霜是从小吃着抗生素打点滴长大的，不确定这些甜甜的药粉对自己有用，但这个时候了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此。
“谢谢。”罗海浪扫码支付了钱，回到家，吃了药就躺在床上，和妈妈发微信：“已到杭州。”然后沉沉的闭上眼。
到了晚上，全身发冷，不停的往身上盖着被子，但还是打哆嗦，头也重重的，她知道自己发烧了，挣扎着起来找退烧药，发现盒子里面只有说明书，她在外卖平台下了单，等骑手送到的时候，她在床上基本动弹不得，她让骑手放到门口，自己慢慢的去拿，她看着房东阿姨屋里的灯是黑的，知道去女儿家住了，吃了退烧药，她重新睡好，心也安了。
第二天，头还是重重的，而且开始咳嗽，一咳肺部剧烈的疼痛，这么多年她已经“久病成医。”知道肺部有炎症，必须用抗生素，她支撑着自己出去打包了粥，去药店和阿姨好说歹说，最后同意只登记身份证号，才给了她消炎药。
回到家，感觉天旋地转，一种恐惧猛然袭来，她会不会死，死了怎么办？她眼前甚至出现了爸爸妈妈和哥哥来杭州某殡仪馆领尸的画面，曾经她有认真的想过死，但也是建立在不拖累任何人的基础上，姥姥刚死，自己再死了，妈妈怎么活？突然泪水模糊了双眼，迷迷糊糊的睡到了晚上十点多，一咳嗽肺部就像被什么给撕裂，头重的根本离不开枕头，她努力的想去烧点水，但她无法等着水烧开再倒到杯子里晾凉，再拿起杯子喝，她直接扶着墙去卫生间的水龙头接了杯凉水灌下去，这套房子改装过，大阳台和厨房都被圈到房东阿姨那边领域，她这边就一间带飘窗的卧室，卫生间是公用。
喝了水，嗓子更疼，咳嗽的更厉害，一用力咳嗽头又很疼，她望着天花板心里有了一种绝望，心想如果这样死了也挺好的，好歹不是自杀，没人骂她逃避想不开，但克死异乡想来也蛮悲惨的，拿起手机想随便叫个朋友，可频繁换工作换城市的她，哪有什么稳定的朋友，何娜也好久没联系过。
这时手机响了，是东哥，她接起，没说话。
“霜霜，你到杭州了吗？有时间咱们见个面，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新的项目，如果能行，你们都回来继续干。”
听着东哥的声音，罗宇霜眼泪从眼角两边流了出来。
“霜霜，你在听吗？”
罗宇霜抬起沉重的手臂，擦了擦眼泪，想说话，但说出来就变成更咽的颤音。
“喂，霜霜你没事儿吧？”
罗宇霜直接按断电话，不一会儿，东哥又打过来，她没接。
等第三遍打过来的时候，罗宇霜说话了，“我……”她说不出来，只是哭。
“你在家吗？你家是不是7号楼？1502？”
听到东哥竟然记得她家的地址，她哭的更加汹涌，这地址只在入职简历上写过。
“你等着。”
东哥挂了电话，罗宇霜突然觉得身体涌进了一股力量，她竟然站起来照了照镜子，整理了下衣服，看着家里不算乱，她扶着墙出去开门，刚打开，电梯“叮”的一声响了，只见东哥穿着一件黑色圆领卫衣和休闲裤出现在她眼前。
“你怎么了？”东哥看她泪眼朦胧，脸赤红的依着门，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烧成这样了，走，去医院。”
“我身份证丢了。”罗宇霜一阵眩晕上来马上扶墙，东哥则扶住她。
回到屋换了鞋子，她正弯腰系鞋带的时候，整个人支撑不住坐在了地上。
“我帮你。”东哥蹲在地上，三两下就帮她系好，检查了下吃的药，就带她出门了。
“东哥，你叫李青吧，你老婆……看到该误会了。”
东哥没有说话，搀扶着她，走在路上她在想，他们的样子应该很像一对夫妻吧，令她感动的是东哥走的如此光明磊落，但转念她又伤感的想，或许是他问心无愧吧，他对自己只是在尽人道主义，或许任何一个曾经的女员工他也会如此，她像即使她老婆此刻突然出现，他们夫妻俩或许也会一并把她这个外人送去医院吧。
罗宇霜像个木偶一样，任由东哥扶着走，在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肺炎，必须住院，罗宇霜挣扎着把信用卡给东哥，让他缴费刷，东哥将其塞回包里，一声不响的拿着一大堆单据出了病房。
打上点滴，想着身边有人照顾，罗宇霜睡着了，等再次睁开眼睛，天已经黑了，医院食堂的人正推着餐车问要不要饭。
罗宇霜全身木木的，脑袋也木木的，她看到东哥在她旁边坐着。
“醒了，感觉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