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宋子文就给秦川打来电话报喜，述说了他在老蒋家通过演苦戏，最终拿到了山东省主席的位置，顺带也把他心心念念的“税警总团”给搞定了。在电话上宋子文大谈了组建税警总团的设想，他要给这个自己的嫡系部队最好的待遇和装备，并嘱咐秦川一定要尽心竭力，带好这支部队。
秦川在电话这头都能感觉到宋子文掩饰不住的兴奋劲一股股传过来，他在电话上答应了宋子文，在心里却为他担心了一下。无他，就是原来历史上的税警总团是宋子文以财政部的私房钱创建的，可是被老蒋稍微使了下手段，逼宋子文辞职，利用宋子文撂挑子的空档，就把这支精兵收归中央，从此不再和宋子文有关系了。这是宋子文一生当中做的有数的亏本生意之一。
可如今有可能不一样了，由秦川把持这支军队，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让老蒋得了便宜的，除非宋子文本人改了主意，要把这支部队交给老蒋。
秦川心里最高兴的是如愿取得了山东，有了这个基地，从东北抢出来的设备物资乃至人力资源，终于有了安放之地了。现在瞿振渝从东北拆下来的大量设备和材料，堆在平津两地，都已经积压如山了，再不确定落脚的地方，可就真的影响抗战武器的生产了。
一放下宋子文的电话，他就给在北平的瞿振渝打了电话。考虑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手段，他只在电话用约定好的暗语，说了句：他需要的药引子鹿茸已经在南京买好了，其他的配药就在北平配齐就好。那边的瞿振渝听了只是简单地“呃”了一声，就完事了。
这边秦川想象着窃听的特务一脸懵逼的形象，嘿嘿地笑了两声，便开始着手忙另一件事情了。他和北平使馆的塞林格通了电话，问他要了这次德国人向中国政府计划出售和支援的物资清单，以便他利用今天这个休息日，在和魏采尔将军见面之前，熟悉一下合作的方式。
塞林格一如往常般的热情，答应为他收集这些资料，他会安排在南京的特别助理赶在中午前，把资料送到秦川的酒店。同时他也在电话上提醒秦川，说魏采尔是个纯粹的军人，虽然在军事上的才能让人敬仰，但对于非军事领域的事务很少感兴趣，同时与德国的兵工和工商企业极少联系。这次国内只是希望通过他与蒋总司令的关系，使推销更有成效。还是他塞林格向魏采尔将军建议，可以在事先同秦川接触一下，策划一种更能为中国高层所接受的交易方式。
利用等资料的空当，秦川回忆了一些关于历史上中德军事合作的史料，好在他当时也是个军人，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段中德蜜月期的合作方式和成果，其中少了很多观察者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的歧义。
中德之间正式的合作是从1928年开始的，之所以能持续到抗战开始后的1939年，在秦川看来，是因为蒋介石的首任德国军事顾问马克斯·鲍尔。这位顾问不仅是个出色的军人，也是位杰出的活动家，与德国的各家军工企业很是熟稔。在他任职期间，蒋介石不仅对他的军事才干所折服，而且拜这位顾问所赐，解决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所带来的进口武器来源问题，使得各种德国军械大量进入中国，装备了老蒋的中央军。这使得蒋介石摆脱了由于采取“脱俄清共”政策而出现苏联援助武器断绝的大问题。从此德国军事顾问就成为了蒋介石的首选。
这样的中德军事合作在1933年德国国防军创始人西克特将军来华后，双方的合作走向了高峰，不仅在军事教育、军事指挥、战争策略方面，德国人尽职地为国府出谋划策，而且因为促成了两国在军事资源方面的大量持久的贸易发展。期间德国顾问团获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指导国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迫使红军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向北方长征。
至于后世被各种自媒体人争相传诵的抗战“德械师”，在秦川看来，就很有虎头蛇尾的感觉，甚至觉得在这方面，德国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还偷工减料了。如果用GCD军队的观点，那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而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不顾自身的条件，盲目贪大求洋。
德械师不论是分队战术还是战役使用原则，都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情，而且这个实情还是德国人造成的。众所周知，德国人的分队战术是围绕机枪展开的，其他的士兵只装备栓动步枪作为辅助火力。而德国顾问却为德械师选用了压制火力很贫弱的捷克式机枪，根本无法承担起火力中心的作用，对上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这样的点面杀伤武器都有的日军，从分队开始，中国军队就全面落于下风。
原来历史的抗张中，“德械师”部队和“美械师”部队相比，明显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军事改造更成功些，两者不同的战绩就有高下的分别。美国人的军事思想不如德国人多矣，但美国人能做到让你打什么仗，我把该配的武器给全乎了，让你打的有模有样。
再说军官教育，德国顾问在中国长达8年，就没有能多大地改变中国军官阶层的战争思维和战术水平，很少人能够运用德国人擅长的纵深攻击和纵深防御、弹性防御和空地一体攻击的战争艺术，在兵器和兵员素质全面占优的日军面前，还是只会打一战时的简单线式单点式攻击和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