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当晚，张学良也确实没有了跳舞的兴致，推说自己身体不适，让赵四小姐代表自己去和那些还留在北平的显贵们应酬，害得冯庸被她好生怪了一番，冯庸也只好默默承受下来。几个人各怀心事，草草地用了晚餐，就向张学良告辞离去。
回到饭店，众人还对今天这么容易就取得张学良的信任，还领受了一些职权感到小有兴奋。冯庸一句话就把今晚的事情做了精辟的总结；“汉卿还是那样依赖别人为他解难，对我仗义是一方面，不想操心这烂事是主要的。我们好自为之吧！”说完便满腹忧心地回房休息了。
随后的两天里，中国民国副总司令行营就发布了几则新的人事任命，分别是：任命冯庸将军担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卫队统带部副司令，在沈阳主持步兵队扩编整训事宜，同时监管东北讲武堂教务；任命瞿振渝担任辽宁省实业厅副厅长兼东三省兵工厂总办，负责筹划东北和华北两地的实业发展规划，并有权根据发展规划，调整两地的工业部署和迁建。
任命秦川为东北边防军空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原空军司令陈海华中将调任宪兵司令。
辛昕则由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具体工作由市长张学铭再行安排。
冯庸已是名满中国的人物，在东北和华北更是人尽皆知的青年俊彦。对于他再次投身军界，很多人认为是少帅为了平衡留守在东北的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藏式毅、万福麟、汤玉麟等的影响，而打进的一根新派楔子。之所以有这样任命，传言是东北现在的老派暮气浓厚，对少帅的政令屡有不恭顺的表现，为了扳回局势，需要少帅的心腹之人挟武力而令诸侯。这不，吉林主席张作相的二公子张廷枢也率12旅全军随冯庸回奉天，以壮声势。辽吉一旦携手，剩余的黑热两省立刻就式微了。
其他的几项任命，都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在外人看来，基本上算是因人设官了。所任命的全是生面孔，大家并不熟悉，其具体的职权也比较含糊，关心的兴趣就不大了。但听说几人都是南美的华侨，有留洋的经历，便在心中暗道是少帅的少年心性，又犯了以貌或者以出身取人的老毛病了。
再过了两天，行营以换装为由，调炮8旅回东北接受新炮，与12旅前后出发，去追赶已经出发的冯庸所部——两个统带部步兵队4000余人。
四人组中瞿振渝、陈恩亮两人随冯庸去了东北上任。本应在北平候任的辛昕因为惦记大帅府的庞大的存银，也跟着三人去东北，想先勘定好出运路线，再返回天津上任。他可是听秦川说，沈阳大帅府的存银珠宝，高达3—5亿元，光在918事变时被日本人掠走的就高达2.7亿块大洋。这把他心疼得不得了，这回说什么也不能便宜日本人了。
单独留在北平的秦川也没敢偷闲，他的任命文书一下，就请示了张学良，要求即刻上任。张学良本意是让他先熟悉参谋部的工作，给自己当好高参，然后等陈海华交割完毕后，再到空军上任。
可秦川按他的意思，先到总参谋部上了半天班，立刻就发现从行营参谋长戢翼翘到各处室长官，都对自己这个新人有一种提防和排斥，便有些心灰。
这也难怪，东北军中派系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歇过，秦川自己既不属于任何一派，又在军中毫无根基，自然没人鸟他。秦川想了想，这“署理不如实授”，这话放到中国的官场，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任官箴言了。自己在东北军中寸功未建，就被张学良摆到高位，挂个“高级参议”的头衔，还要行使副长的职权，不被针对才怪呢。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到自己的新地盘上大展拳脚。所以他再次请示张学良，希望能早日接手空军，尽早完成对空军的新式整训。
张学良在用人方面就有很多年轻人不成熟的表现，总是对任用的新人在开始时抱着很大的期望，给钱给权都相当的大方，基本是无条件的信任。但若新人没能达成自己的愿望，心中的恼恨就会表现出来，把人束之高阁或者赶得远远的。
东北空军在1929年对苏作战中，几乎是完败给了苏联空军，暴露出训练不足、战术陈旧、攻击力弱的短板，让将其视为大玩具的张学良很是失望。他前后又重新购买了法国、德国新式的飞机，前后任用了张焕相、陈海华两人出任空军司令，意在整训提高空军的战力，但收效甚微。正在对空军失望之时，秦川一提出希望整训空军新战法，便一口答应了，寄望于他能达成自己对空军的期望。现在见秦川无心在总参谋部厮混，也觉得把这个新人丢到参谋部那滩浑水中是有所不妥的，便赶忙让自己的副官何立中带着秦川到空军上任去了。
东北空军经过张氏父子两代人的建设，到这时已经成为全中国机队规模最大，编制最全的一支航空部队了。但受限于中国的国情，虽然耗费了无数的财赋，与日本等强国相比，仍然存在规模偏小、训练不足，战法单调的明显缺点，更不可能入了秦川的法眼。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东北空军的兵员素质却是在当时中国拔尖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而且还没有被东北军的匪气、痞气浸毒太深，部队还保持着该有的正气和活力。加上历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