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农忙的时候，太阳炙烤着田间地头，周昊头顶草帽，脖子上缠了条毛巾，热汗湿透了发黄的薄汗衫，汗水流进眼睛里，偶尔直一直腰望一眼万里无云的晴空，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制裁我，而不是把我发配到这种地方来种红薯——周昊心中无数次的抱怨，都化作汗水摔在土地里碎成八瓣。
他来到这山区已经三天了，正赶上烈日炎炎的酷夏，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他必须接替原主的使命，把今年的红薯苗插下去。每天傍晚回家时，双腿都是绵软发抖的状态，弯不下去也直不起来，每动一步都是刺骨之痛。
周昊原本是90年的人，生在生活还算宽裕的小康之家，在他的认知里，红薯是健康的粗粮，是茶余饭后的零食，是淀粉制品的原材料，也有可能是农村喂养牲口的饲料，唯独不是主食。
可在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以种植红薯为生，在那个饥荒的岁月里，红薯是他们的救命粮。
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大枋村也加入“包产到户”的行列，渐渐的，村上有了钱，村民也有了收入，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也就极少有人家再拿红薯当口粮了。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村东头的周家就是那个例外。
他们家，穷的只剩下红薯了。
其实原本也没那么穷，是活活被计生委给罚穷的，原因只有一个，生不出儿子。
原主是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爹妈把他们姐弟三个拉扯大，好不容易给他娶上媳妇，老爹积劳成疾，撒手而去了。
老妈赵桂兰把老爹的死全都怪罪到儿媳妇李英兰头上，说她命硬妨到了公公，刚进门就把公公克死了。
偏偏原主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被她挑拨的多了，对媳妇也是不冷不热，因此他们结婚一年半了，都没生下个一儿半女。
赵桂兰四处寻求偏方给儿媳妇灌中药无果后，只好带她去市里的大医院做妇科检查，几项检查下来结果均为正常，医生建议她带儿子周昊来看看。
这一查才发现，原来是原主周昊有x功能障碍，这下赵桂兰没话说了，只得带着儿子踏上求医问药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以后，李英兰终于怀孕了，可惜生下来是个姑娘。
赵桂兰豁达一笑，宽慰他们说：“头胎生女孩好，女孩可以干活，可以帮忙带弟弟。”
夫妻两个都知道，她实则在安慰自己。
赵桂兰做主给女孩取名招娣，既然是招娣，还要继续往下生。
李英兰的噩梦由此开始。她连生了三胎都是女儿，分别被取名叫招娣、盼娣、望娣。
甚至在生三胎时大出血，婆婆和丈夫不肯在切子宫保命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险些丢了命。
望娣的出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时值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期，五位数的罚款是周家两代人的全部积蓄，交完罚款后，赵桂兰对望娣更加看不上眼——五位数就换来这么个赔钱货，还要养着她赔更多的钱。
元气大伤的产妇在坐月子期间总是昏昏欲睡，这天恍惚间听到望娣在哭，她从睡梦中惊醒，躺在身边的望娣竟真的不见了。她嚎啕大哭，拖着虚弱的身子下地找女儿，甚至以死相逼，要求婆婆把望娣交出来。
赵桂兰蹲在门口洗菜，面对儿媳的逼问一言不发。
周昊从地里回来时，李英兰已经披头散发在村子里转了一整天，虚脱的没了人样。周昊问望娣到底在哪，赵桂兰这才闷声说：“给人了，家里这样，拿什么养三个赔钱货？”
“给人了？给谁了？”周昊问。
“给就是给了，给谁不一样，在别家过得更好。”她正刷锅洗碗，操持一家大大小小的吃喝拉撒，岁月和繁重的农活在她脸色刻下道道深痕，也将一条条执念刻在她的心里。
老人家固守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不足为奇，相比之下，原主周昊就显得有些奇葩，他居然觉得，老娘说的有道理。
他端了碗饭坐在墙角小凳子上呼啦呼啦的吃了起来，暗自祈祷老娘和老婆的战火不要蔓延到自己的身上。
李英兰整天以泪洗面，月子坐不好，落下了一身的病，虚弱的走路都不稳当。
赵桂兰像个老陀螺一样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心里郁闷时嘴里就会念叨：“破窑烧不出好瓷器，倒了八辈子霉请了这么尊丧门星。”
李英兰会毫不客气的骂回去，婆媳俩常常在院子里就对着开骂，四邻纷纷上门劝解。
赵桂兰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孙子还得生，还得指望她李英兰生，不然她对不住孩子爷爷的在天之灵。想通了这一点，也就主动偃旗息鼓，不再挑起争端，任劳任怨的伺候儿媳养身体，陪着笑脸哄她坐个双月子，家里总算安静了一阵子。
虽然憋屈但有用，半年以后，李英兰的肚子又有了动静，老四来了！
赵桂兰心想，想是她能屈能伸这大半年，感动了上苍吧。
赵桂兰与周昊商量着，想把他爹红薯粉的手艺重新做起来，做好了，拉到集市上批给进货的小商贩。家里动辄看病吃药开销大，又要攒钱继续超生交罚款。
原主周昊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