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牧区干过10多年的矿长，算是半个草原人了。草原上的大事小情，和牧民打交道，简直就是豆腐掉进草木灰里，谁也抖落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门邻居小张干上了副矿长没半年，让矿石打伤了腿在家休养。我退休了，相同的象棋爱好，常来找我下棋，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棋友。
也许是相同的矿山经历，说话很投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那些事，就像一把大黄豆，攥得越紧掉落的越多。草原和身体一样不能透支，透了支花费10倍的努力也补不回来。没钱的时候，豁出体力去挣钱，赚到了钱，身体垮了，再拿钱去治病，人躺在病床上，再多的钱也不能把人拉起来。草原毁坏了，和脸上划了一道疤没啥两样，用疤痕药也修复不好。
巴图大哥和我姐姐是儿女亲家，没少帮倒忙搅合矿山的事，一根筋认死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做法是对的。初到草原报到的那些天，我心想巴图大哥会看在我姐姐的份子上，工作上的事遇到麻烦，他会出面协调的。说到了“佛面”，我抛出了姐姐这张“王牌”，我把姐姐去草原的原因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不排除让巴图进一步同情姐姐，增加我在他心中的重量。小张摸着棋子有些迷茫地问：“你姐姐啥时去的草原？”
一切的安排都是对的这句话，放在我和姐姐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姐姐去草原“插队”，就不能不提我舅舅了。说起来话就更长了：我的叔辈舅舅家有两个男孩儿，舅妈想闺女想疯了，舅舅和舅妈想生又不敢生，就怕再生出一个“带把的”来。舅妈鼓动舅舅把姐姐过继给了当闺女，能在城市里享清福。当时我和哥哥真羡慕姐姐，一夜间由乡下人变成了城市人。姐姐到城市生活不到2年，便响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离开了那座刚刚熟悉了的城市，去了草原。爸爸妈妈对舅舅和舅妈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姐姐去的那年，两家就断了亲，互不走动。我捏着棋子说：“姐姐是一颗棋子，说算不了自己。其实也不能怪罪舅舅和舅妈，谁叫姐姐不是他们亲生的呢？”
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能跳出了当时那个圈儿。回想起30多年前的那些事，不能说阿来夫和巴雅尔他们做错了，也不能说俄日敦达来和额日敦巴日做对了，有时自己都跟自己打架。矿石压在草原下面，那是国家的资源，既然地质队花费了那么多年找到了，就要把它挖出来。挖出来要占用草原，牧民就狮子大开口，喊出了比指导价高出好多的价，矿山夹在中间很为难。高出了指导价付钱给牧民，得罪了当地政府，这不是变相打旗长的脸吗？按指导价走，牧民堵上门来找。俄日敦达来说的话很有道理：发展矿业确实在一定时间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的角度说，对经济的帮助是很大的，财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牧区有了常电，砂石路也换成了柏油路。进来了大量人员，矿区和旗里通了班车，牧民去旗里也方便了。人流量大了，和水一样到处流，苏木的商店饭店旅馆都有了进钱的机会，等等的好事很多。再说回来，矿山开发也没白用牧民的草场，草场是国家的，按程序走了流程，是摆在面上的明事。可牧民没这么想，总觉得补偿价低了，手背手心都是肉，嘎查和苏木总向着矿山，自己吃了亏。牧民的胡搅蛮缠，就是多要几个钱而已，矿山夹在中间很难受，高出指导价得罪政府，扰乱了正常的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会成为全旗的“靶子”。急于开工干活，想多给点钱也不敢。按正常的补偿价格，等上几个月也签不了协议，牧民死活不签字。他们不说不签字，说是不会写汉字，要慢慢学着写，学会了再签……
小张一双善良的眼睛平直的看着我，我嘴角的肌肉明显的抽动着：“……这么多年，姐姐从没提起这件事。那个年代，人人都是红卫兵闯将手中的一枚棋子,自己的事自己都做不了主。不能怪罪父母，谁知好事做成了孬事儿。姐姐插队那年才16岁。在牧点4年多，和哈斯其其格大姐一起放羊，睡一个毡房里，一个锅里吃饭，后来她把女儿陶格斯嫁给了我外甥阿斯夫。”
蒙古族的名字真难记。他又问：“陶格斯的哥哥俄日敦达来，你俩多年以前就认识了是好事，这叫患难见真情，边境遇知己……没这段巧遇和生活经历，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去草原，咋开展工作啊。有俄日敦达来和额日敦巴日罩着，好干多了。”
姐姐很留恋在牧点与哈斯其其格大姐相处的那几年，提到牧点里的事情，姐姐能年轻好几岁，再大的烦心事儿，都会抛到耳后。姐姐卧室床头柜上还摆放着印有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台历。红色最高指示的正下方还工工整整写着去兵团纪念日。台历页让时间磨练成了小米般的黄色。搬过两次家，都是固定的位置—双人床的右侧的床头柜上，上面盖着一块大小合适四周用针扦的围裙边的粉红色蚊帐布，留恋那份难得的草原情。我低沉着嗓门：“不说过去的事啦。我约莫着姐姐多半是痛恨那段经历，才会这么做。”
小张说：“嘎查长相当于村长吗？”
我点了一下头：“人啊，有几个人能看清当时的路，巴图和巴雅尔他们护着草场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