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渠施工进度上这个议题之上，高颍的观点是此刻发动冀州、幽州所有百姓去修，也不能近期之内修好，就算修好了，朝廷也没有足够的大型船只把军队和武器装备、粮草物资运到涿郡。与其以民怨沸腾的代价去修近期修不成、用不成的永济渠，倒不如当它不存在，这样最少没有把这个利民工程变成恶民工程。
这么简单的利益得失，杨广焉能不知？他比较担心有可能在东北方突然爆发战争之时，北巡大军像杨集当初去打契丹那般无粮可食、不得不铤而走险。不过当他听杨集说船只可以贴着海岸线安全行驶，便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以示通过。
“关于运河，我想再说几句。”杨广对殿中文武大臣说道：“我当初就说过，我之所以要修以洛阳为中心的贯通南北的南北大运河，一是因为数百年以来，南北双方交流极少，彼此之间怀有极深的恨意、偏见、误会，而南人不北上、北方不南下的实情，使误会始终得不到化解；所以我大隋现在只是地域上的统一，而在人心上，始终怀有极重的隔阂。二是大隋地大物博、地域广袤，若是边地发生动荡，远在大兴、或洛阳的朝廷不足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陆路运力有限，不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将军队和武器装备、粮草物资运输到战争前线。三是江淮众多物资始终运不到物资稀缺的北方，原因还是陆路运力不行、交通不便，从而使南方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物资要么烂在地里、要么卖不出去、要么贱价卖，未曾享受到丰收的实利，而北方却又极缺、极需要。”
“为了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我和朝廷决定开凿贯穿南北大运河。虽然朝廷在运河之上耗费无数无数财力、物力，可是我和朝廷开凿运河的真实用意造福百姓，从未想过从百姓身上收回一文钱，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享受运河之便、任何人的船只都可以自由行驶。对民间的要求仅仅只是朝廷急用的时候，民间船只要避让；朝廷需要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民间船只要禁航。然而通济渠通航至今，足有两年之久了。但是江淮大地物资、商旅却始终没有大规模北上，通济渠也始终没有出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局面。运河之上，除了官船和一些大商船队之外，民间客船、民间商船却是微乎其微、寥寥无几。”
说到这里，杨广语重心长的声音和口吻忽然为之一变，他语如刀锋，痛心疾首的说道：“诸公可知为何？是通济渠沿途官府和官员在运河之上私自设卡收税，以朝廷的规定、朝廷名义收钱，而理由竟然是朝廷要收回成本。可实际上，既无此令、更看不到一文钱。”
“民间船只走一趟通济渠，几乎在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县，都要缴纳名目各异的赋税，最后一核算，成本比贴海行驶还要高出无数，若是有些懂得朝廷律法的人抗拒不交，则被安上各种名目的罪名，最后连人带物都落入了不法官员之手，如此一来，谁敢走通济渠？诸公，这叫什么？这叫苛政勐于大风浪！”
“徐州刺史萧矩弹劾谯郡太守赫连横在通济渠私设关禁，牟取不法之利，名义上是北方的酂县官员、南方的临涣县官员所为，但是赫连横实在坐地分赃、幕后指使的嫌疑，赫连横和不法官员如今已被查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儿，干这种不法勾当的官员，绝非仅仅只是谯郡一郡。而私设关禁之事，也绝非仅仅只是发生在运河之上，甚至各条官道之上，也普遍存在着。”
“有鉴于此，我认为朝廷如果仅仅只是开凿运河、开凿官道，而不整顿官场、梳理官场，朝廷哪怕开凿再多运河、再多官道，那也只是一个个靡费无数、劳民伤财的摆设，根本就解决不了之前所说的开凿运河的用心、深意。”
“除了疏通官场，朝廷必须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避免地方无休无止的盘剥过往商旅。”
“些地方官员私设关卡滥征税、巧设名目乱摊派，最后挥霍的是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损害的圣人和朝廷的形象。纵观类似事件，究其根本还是以权谋私、地方官员自我要求不严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百姓、向过境商旅收取各种费用，其实在在很多地方官吏眼中都是‘小事一桩’。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是小事的不良风气最容易成为‘大祸害’了。”杨集说到这里，出言建议道：“既然无法避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统一征收商税！”
“同为大隋子民，种田的百姓要交税、跑船的船主要交税、放牧的牧民要交税……而经商的商人属于商籍，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民籍上的百姓、仅比奴隶高了一两等，可是许许多多大商为什么不用交税？为什么不用缴纳各种名目过路税？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的行走于天下？原因还是世家门阀、达官贵人背后支持着。”
“世家门阀和达官贵人养了大量商人、商队，而所谓的大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奴隶，这些世家门阀和丰衣足食未免自身利益受损，每当朝廷说要征收商税之时，他们便冠冕堂皇的以‘不能与民争利’为由，一致起来反对；朝廷一旦鼓励商业、盘活天下经济，，他们生恐民间商人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从而影响他们的收益，于是又以‘商人唯利是图，奸诈不忠’为由，一至起来反对。最后天下商业之所得，十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