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帝十五年，新垣平宝鼎之事出，后事败，新桓平夷三族。”
文帝继位十五年后，才运作贾谊当年所提之事，整个宝鼎事件就是文帝策划的，新桓平不过是他推出的傀儡。
《史记》: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一个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将文帝的意图暴露无遗。
作《王制》，意欲提振王权也。
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作《泰誓》；战于牧野，又作《牧誓》；周公平叛，作《大诰》。
这些都是为了提振自身气势，震慑敌人用的。
封禅同样如此，秦始皇封禅泰山六次巡狩天下，都是为了震慑六国余孽，汉武帝十次东巡六次封禅，除了求仙之外，也在一直不遗余力的提高皇帝权威，包括后来的唐太宗封禅。
宋真宗最能说明情况，宋真宗与契丹签了澶渊之盟后，被很多人认为城下之盟，是耻辱。一时毁誉无数。宋真宗为了洗刷污点，提振威名，搞出了天书事件并封禅泰山。
间接拉低了封禅资格，自此之后，再无人好意思封禅。
故，文帝无论是作《王制》，还是谋划巡狩封禅，都是为了提振自己权利，打压勋贵集团的目的。
可惜哪怕文帝即位十五年了，早已坐稳了帝位，面对勋贵集团的反扑还是扛不住，将新桓平丢了出去，夷了三族才平息勋贵集团的怒火。
史记记载：自此之后，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文帝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压制勋贵集团的事了。
此事极为隐秘，毕竟是文帝不光彩的隐讳事，杨玉只寥寥提了一句，并未细说。但已经足够了，还是让刘启心中一凛，因为那时他已二十四岁成年了，开始问政，恰好知道内幕。
夫子晁错以前给他讲过此事，不过晁错着重提到的却是欲想改革，就必须心志坚定，不畏艰难，不如此无以功成。
刘启深深记住了此事，故登基以来如此大刀阔斧的开拓进取，对功勋集团的任何反对都弃之不理，未尝没有洗刷文帝耻辱的想法。
杨玉看向景帝，缓缓摇头：“反观陛下，何之急也，何其不慎也。”
刘启反复思考，也觉得有理，不禁问道：“那如今不削藩，改行推恩令呢？”
既然中方先生诟病削藩令太过强硬无情，时机选择的不恰当，有些操之过急，易引起诸侯王的敌视。推恩令却刚好相反，润物细无声，化一切于无形，想来是可以的。
想到这里，刘启露出期待之色，
没想到，杨玉还是摇头：“推恩令虽好，足以塞天下人之口，使诸侯王亦没有反叛之借口，但推恩令与削藩何异？归根结底都是挖诸侯王之根基。
今汉弱诸侯强，颁行推恩令，诸侯王必反，不然就是束手就缚，坐以待毙。未闻世间有愿为鱼肉者，何况一国之诸侯哉。”
历史上汉武帝推恩令施行的畅通无阻，那是因为他老爹景帝给他打好了基础，七国之乱打赢后，诸侯国就近乎半废了。
然后又用十几年一点点收回诸侯国的权利，将其塑造成只能享受租赋的吉祥物。
朝廷强诸侯弱，后者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中央朝廷。
现在呢，则刚好相反，朝廷处于弱势。
“且陛下现在就算下旨永不削藩，诸侯亦不信矣。”
诸侯国那里，刘启已经信誉破产了。他刚登基三年，就削了四个诸侯国的封土，还都是大国强国，吴王那里更不用说了，砸死了人家儿子。
功勋集团那里呢，刘启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历史上刘启是如何挽回形象的呢？
首先便是将晁错丢出去杀了，先让功勋集团出一口恶气，功勋集团才同意带兵抵抗七国叛军，不然指望景帝这个皇帝去领军？
然后......朝廷竟胜了！
谁都没想到七国叛军声势如此浩大，竟如此菜，如此不堪一击。
不管怎么说，朝廷胜了。
既然胜了，那么对诸侯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压服就行，还讲什么名誉形象啊。皇帝名誉不好，形象不堪又如何，你敢反怎么的。
这是对诸侯国。
对功勋集团呢，诸侯国的失败，削藩的成功，证明了景帝是正确的。别管过程是不是戏剧性，但景帝一直强力推动削藩这一步是正确的。
削藩之后，朝廷受益无穷。
你看，压在朝廷心头的大患不就一朝而解了吗？
所以，功勋集团再无话可说。
就这样，景帝重新树立了皇帝形象。
景帝既然对了，那么说明晁错也是对的，只是可惜了，死的怨呐。
但为了照顾景帝与功臣们的颜面，无论是景帝朝，还是后世都选择性的遗忘了晁错这个人。
刘启一听推恩令不行，不禁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
他避席起身，一揖揖地，恳求道：“到底该如何做，望先生教我。”
杨玉不慌不忙，如稳坐钓鱼台，徐徐说道：“初文帝即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