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官帖的刺激确实不小，堂堂东三省总督居然拿一个商人没办法，这才真是讽刺。锡良又气又急，第二天就病倒不能理事了。载沣连忙下诏着锡良回家调养、休息，可东北的摊子不能说没人就没人，清廷又急匆匆将四川总督赵尔巽调来东北。
东北的麻烦其实是整个191年中国政治动荡不堪的缩影。
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的政治局势都显现不稳。各地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在精神领袖张謇的带领下，上至议长、副议长下至全体议员悉数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手足无措，相比较这下，东北的百万官帖还真不算大事。
清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的举动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
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请愿浪潮，标榜开明的载沣终于撤下了伪装，报以**裸的镇压——将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27日，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发动。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这一系列悲壮事件，既表现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清政府的决心，也预示了腐朽的清政府即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早已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地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并进而改变立场而不愿陪清政府一起殉葬。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福建谘议局要求提前召集第二次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各省谘议局热烈响应。5月8日，各省谘议局除谘议局尚未成立的新疆之外，只有广东、甘肃代表未到，其余19省代表皆陆续抵京报到，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遂于5月12日正式开会，比章程所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月。
大多数谘议局代表出发赴京时，省会城市都曾有隆重欢迎仪式。欢送会上。人们表达了异常悲壮的情绪，切望此次会议能拿出救亡的办法，各议长、副议长、议员代表们不能不感到付托之重。以父老嘱托之重，而未能有实际地效果表示出来，他们自然会有沉痛悲凉之感。
议员中颇不乏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者，他们并非以为靠几十个议员，几十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制造出何种奇迹。他们从一开始就进行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抱万一之希望，向清廷呼吁，力求对他们有所惊醒。另一方面亦最好了最坏的打算，争取为改造现政府、推翻现政府做舆论准备。为此，在联合会召开的同时，各省谘议局、各地商团、各自治团体广泛串联，潮水般的电文发到京师，尽力向清廷施压。东北局面尽在“人民之友”掌控中，立宪声音尤其响亮。
天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为首地皇族内阁；二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立宪承诺的诚信，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舆论大哗、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表现出强烈的对抗色彩。
6月4日，在京立宪派成立了宪友会，并将政纲宣布于外。标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号召：“尊重君主立宪政体；讲求社会经济；督促职责内阁；提倡尚武教育。”
宪友会地政纲表面是相当平和的。但《奉天时报》发表的社论却对此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它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所难言者，则留俟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夫国家自身不能自卫人民，而至人民之自卫，则人民亦何乐有此国家？”《国风报》在报道宪友会成立消息时亦说，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盖起草者别有苦心也”。
宪友会还推出一份报告书。称清廷的借债政策、改定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其实皆是亡国政策。因为决策者们“国法不问。国权不问，国民不问”，“引外人以抵制百姓”，“以遂其私”。对铁路国有政策抨击尤力，认为实为“铁路外有政策”。
立宪派主流的态度亦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转变——从过去立足于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对清廷最后的依赖和眷恋转移到了扩大自身实力之上，对清廷最后的期望亦已烟消云散，更有些人已准备有机会就要革命。这固然说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