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
他回京后，赵桓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
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赵桓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可以说，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
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
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昌（赵桓给聂山改的名）同知枢密院事。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唐恪审时度势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议和。
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战和不定，一会战，一会和。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如此一来，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算有心做事，也难以做事。
就以李纲为例。
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
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然后战败，令李纲心灰意冷！
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按兵不动，每天与幕僚邹柄、张牧高谈阔论。
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
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
后来，吴敏被罢免，朝廷中的人都说，吴敏是蔡氏党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
这让李纲无法接受。
李纲认为，这一定是唐恪、耿南仲、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蒙骗了赵桓。
同时，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觉得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
因此，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去意已定。
李纲在朝廷时，就不仅与唐恪、耿南仲、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
所以，与其被勒令罢官，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
然而，对于李纲的请辞，赵桓皆不批。
李纲并不死心，他连续上奏，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若不罢职，肯定会耽误国事。
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
当初，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胜任不了这个职务。
可赵桓非让李纲当，非让李纲去，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
所以，李纲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
不过临离京之前，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
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领兵前去解围太原，曾将李纲招至榻前，向李纲承诺：“卿替朕巡视完边防，就可回朝。”
李纲则请求说：“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则臣应请求去职，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义。”
现在，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
当初李纲所担心的“决议不坚定”之情况，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