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对策，范文虎认为应该立即撤退，张禧劝阻说：“现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来的都是经过风浪洗礼的壮士，何不乘其有不恋生死之心，在战斗中取粮于敌，以求绝地反击?”
张禧在风暴前的筹备工作中早已显示出了智谋，如今其置生死于度外敢打绝地反击战足见其勇武，不愧为一员优秀将领。
元军固然损失惨重，但是十四万大军真正在战争中被消耗的，查遍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史料，哪怕只是依赖日本一国史料(没有贬损日本之意，古往今来，对于战争中消灭敌人的数量，己方往往有夸大战果之嫌)，不过三千人左右。而在风暴之中遭难者即使占大半，幸存者最保守估计也有四五万人，这一数量比日本布置在整个太宰府的兵力还要多。
如果全军上下能够统驭有方，置之死地而后生，组织积极防御，即使对方以逸待劳，也绝不至于落得残军两三万人投降、多数枭首的悲惨命运。作为军人，死在战场上，也远远比投降后死在敌人的断头台上要幸运得多。况且，战争中充满变数，日本敢于以羸弱国力对抗威武大元，元军绝无道理在兵力并不占劣势的前提下就放弃战争主动权。
范文虎等人彻底丧失了继续战争的信心。他表示立即罢兵，各部自行突围，如果归朝之后元世祖问罪，由他一人负责。
张禧无奈，只好借船给范文虎，面对平户岛上四千余名兵卒无船可乘，范文虎打算弃之不管。张禧不忍，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以及所有辎重抛入海中，带领平户岛上四千军士撤退。
高级统帅的放弃，把最后一点生存的可能变成毫无可能，甚至给其他幸存者带来了灭顶之灾。
剩下的元军残部虽然议推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多方努力试图伐木造舟而还。本来只有百人统领权的张百户，只能将军令下达给近旁的士兵，根本无法有效指挥数万大军。
元军幸存者顿时群龙无首，军人面临随时降临的死亡威胁，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一种是拼死相搏，战至流光最后一滴血;一种是放弃抵抗，任人宰割。
很不幸，高级将领的逃亡造成指挥系统完全瘫痪，将他们中的至少一半人置入到后一种境地，而选择抵抗的一批官兵则在相互砍杀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数万残部没有一粒粮食，又经过一夜飓风颠簸，失去了作战的气力，一番抵抗之后，“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
这批战俘在一周之后被带到博多，其中的蒙古籍、高丽籍及中国北方各族出身的官兵即“汉人”悉数被斩首。
关于滞留下来的江南军的命运，各国史料可以说众说纷纭。
公元1281年，是为中国元朝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所以该次战争又被日本称为“弘安之役”。
丧师辱国的范文虎回去后无法交代，于是撒谎告诉忽必烈：“赴日之后，本欲进攻太宰府，不料暴风突袭，集结残部组织战斗之际，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仓皇逃逸，臣不得已收拾残军回到高丽，尔后就地遣散。”
元世祖对海洋也是陌生的，但他清楚海洋的脾气与草原和陆地肯定是不同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有相信范文虎的谎言。
一年之后，即公元1282年，在日本沦为奴隶的一名江南军士兵历经劫难逃脱回国，向元世祖忽必烈说出了风暴之后的实情：“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不久，又有两名士兵也逃回国内，所述与前者相差无几。
元世祖忽必烈震怒，下令将范文虎等征东诸将治罪，独赦张禧。
元朝对日本的两次征讨，也促使“神风”一词的产生。
“神风”一词最早在《日本书纪》的垂仁纪中出现。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攻打日本，都因为遭遇海上风暴而造成重大伤亡，被迫撤退。当时禅宗流行，根据迷信的说法，日本人认为是“神”制造了这些风暴，将外来入侵者毁灭。“神风”一词便用于指这两场风暴。
日本神道牧师以及众多日本人都相信是他们的祈祷带来了这两次幸运的风暴。
为了纪念保护过他们的神，日本人把风暴称为“kamikaze”，通常译为英文“the divine wind（神圣之风）”。
但史学家彼得·梅特韦利斯在《亚洲民间传说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个译法没有抓住日文表达的全部含义，“这种译法错误地暗示风是神灵的一种工具，而实际上日文包含‘风就是神’这个概念。”梅特韦利斯建议把“kamikaze”译为“Deity Wind（神风）”。
神风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好运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依靠沿海的石墙，日本自我防御，与亚洲的其他国家保持了相对独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史学家认为日本人的这次胜利反而导致了政府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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