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自我阐述：
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五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这就是说，到我十一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太监们已不少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对于我这个“圣天子”真的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对他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这时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痛苦地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经过一阵抢救才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是很容易养成一个人的作威作福，从别人受罪上取乐的恶习的。我的环境和教育就是如此。虽然师傅们也谏劝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这种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唯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个嬷嬷。她一个字不识，也不懂什么“恕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在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出她的劝阻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饭。人不吃饭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回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算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怎么玩不行?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乳母是宫中唯一告诉过我别人是和我同样的人的人，是唯一曾使我想起了别人也是人的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肉皮打了铅弹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阿哈、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发自心底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也是人这个简单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我和她在一起的生活也结束在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但是太妃们在这年背着我，在她毫无过失的情形下从宫里赶出去了。那时我倒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二嬷”，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结婚之后，曾派人又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又接她到长春供养她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向我或者别人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这副模样常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天空或者墙上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从我小时候一直到在东北和她分开，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她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有父亲母亲，一个大她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