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理论上，还不成熟。
在原本历史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存在的土壤，这些堪称伟大的文人，思想家关于晚明近几十年，甚至是华夏上千年历史的反思，并没能在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而如今，孙可望想要通过设立书院的方式，通过影响这些国家精英的方式，把这些思想火种保留下来，甚至随着文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革，它们终将能真正影响，甚至是改变新朝的政治文明。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内忧外患俱在，集权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孙可望登基之后，真正要做的，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尝试初步的法治，或者说是局部的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便会毫无意义。
随之而来的，便是六部的改革，中央官制的改革，把“法”从皇权中独立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无法保证“法”的逐步独立，那对皇权的限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而这也是孙可望妥协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的重要一点。他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毕竟，任何政治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违背了道统，那问题就大了。在他们和他们手下谋士们的眼里，这不是“法”，而是可以遏制孙可望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