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耿继茂，线国安三人率部一路北逃，沿着惠州-潮州北部的官道，一路烧杀抢掠，轻装前进，但粤北的山民也不是好惹的，清军的残暴引起了地方宗族的强烈反抗，在减员了一千多人之后，尚可喜三人才彻底摆脱了高文贵的追兵，安全抵达福建汀州府上杭县。
而随着李定国率领援军抵达南雄，屯齐和喀喀木所部八旗兵也停止了攻势，但仍旧在粤赣交界扎营不动，牵制大西军，似乎是在等待尚耿二藩的消息。
靳统武，吴三省，徐天佑等心腹则替李定国在广州安抚地方义军和乡绅大族，并竭力拖延孙可望派来的使者和官员，以争取时间控制基层。
至于惠州方面，黄应杰和吴六奇反正之后，立马就被张名振夺了兵权，黄应杰的军队被张名振吞并，吴六奇的残兵被郝尚久吞并，以换取他共同制衡赖在惠州不走的高文贵。
广东大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并以大西军的全面胜利结束，但其后的政治影响却仍旧继续。
由于高文贵的失误，尚耿二藩最终逃跑，而张名振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中规中矩，谈不上犯错误。所以惠州，潮州两地依旧还是在他的手上，孙可望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压调动他。
可是，将尚耿从广州城放出，部下又追击不利的李定国，就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了。战场之上的失误使得他的政治优势被大大削弱，便是孙可望之前的筹划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当然了，至于责任如何，又该怎么追究，是功大于过，功过相抵，还是过大于功，相当一部分决定权在孙可望的手上，这就给了孙可望趁机插手广东政治的机会。
为了预防这一点，在徐天佑的主持下，晋王一系的大西军也在土地最为肥沃，但饱受兵灾，已经人烟稀少的广州府南部平原地区招揽流民，发给耕牛种子，组织起了营庄，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是一切照旧。
至于各地方的官员，在孙可望派来的官吏被滞留广州府的时候，大西军各级将官的家属已经和各地方实力派达成了一致。
李定国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控制广东，遏制孙可望的染指，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出部分权力，以军威强行获取相对应的制衡力。
这其实和孙可望在湖南地区推广的政策并无不同，只是广东的地方力量十分强大，使得李定国并没有办法像孙可望控制湖南一样，将整个广东地区的地方力量彻底压制住。
而且，由于李定国开价太高，给予广东地方力量的自主权太大，使得孙可望原本准备的资源和条件明显不够，孙可望如果想要在广东掣肘李定国，就不得不加大投入。
另一边，广东大战的捷报自然还是送回了长沙，先经孙可望的手，然后再有选择地被送到永历皇帝的行宫。
对于李定国在广东的各项举措，孙可望心中早就有了全盘的计划，他一开始先大张旗鼓地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又是“全体大臣会议”，要给李定国和张名振两位大功臣以及麾下将士论功行赏。
然后，毫无意外的，各派大臣再次吵成了一团，孙可望原本想要借机将李定国和张名振都召回长沙的，没想到他们都以军务相托，就是不肯回。之后还是在孙可望的勒令下，才分别派出了靳统武和张煌言作为代表返回长沙。
而如此拉扯了五六天之后，孙可望才正式确立了李定国和张名振的功劳，并按照最高规格，让每一项功劳都有了不少的水分，赏赐更是丰厚，以示恩典。
李定国的爵位已经够高了，再加封也不过是一些荣誉性的虚职，张名振原本就已经是侯爵，现在顺理成章加封到了公爵，剩下的便是他们麾下各级将领和全军将士的论功行赏了。
相对应的，孙可望也要求李定国和张名振将广州大战的缴获所得上缴中央，重新分配，但两人各有心思，只是象征性地上交了一部分战利品。
这正中孙可望下怀，在他的授意下，随即有大臣冒死上谏，弹劾李定国和张名振居心不轨，但随即被孙可望压了下去。但是整个过程轰轰烈烈，更是传得沸沸扬扬，朝中军中很快便都知道了摄政王偏袒晋王的事情。
然后，又有大臣开始弹劾晋王李定国和张名振私吞战利品，甚至是结党营私，阻碍地方官员上任，但也同样都被孙可望压了下去，摄政王信任晋王，同时也极度信任张名振的风声更甚，可谓是“一唱一和，效果斐然”。
但正所谓“三人成虎”，假的说得多了，也变成了真的，特别是李定国和张名振还真的做了其中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更是议论纷纷。
这便是孙可望用督察司和军法队造的势了，他得为之后的政治博弈打造人设和舆论基础，才能确保人心所向。
打仗是如此，政治博弈也是如此，必须保证师出有名，高举“正义”大旗，才能团结大多数，保证人心向着自己，才能持续推进。
毕竟，把小错变成大错，把没有的事情变成对手心里就是那么想的，居心叵测，然后再从私德方面攻击，诋毁对方，以偏概全，取得胜利，前提是得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使者。
要是像原主那般，仗着自己权威，依靠多年来的权力惯性肆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