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拥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成为唐朝的内忧外患。唐德宗死后，经过了唐顺宗的过渡阶段，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其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典籍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唐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贤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很晚才退朝。唐宪宗在位15年间，政绩较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
唐宪宗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李两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晚唐时期藩镇和宦官直接冲突的种子。
唐文宗死后，唐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改元会昌。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崇，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有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教士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协助中兴大臣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唐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福音已传至部分海陆大邑，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流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国宝级文物），唐建中二年（781年）景净撰，吕秀岩（吕洞宾）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法难后，趋于式微。这是由于景教的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和贵族的庇护，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