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对于守边的塞王，朱元璋可谓是极其重视。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底，沐英的灵柩运抵京城，朱元璋领着朱棣及一众文武亲往迎接，而后派遣宫中官员负责安葬。
朱元璋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诏命沐英长子沐春袭封西平侯，代镇云南。
六月初，朱元璋命令礼部为韩王、沈王、安王举行了冠礼，月末又命礼部为朱高煦与朱高炽举行了冠礼。
八月，朱元璋要求韩王、沈王、安王前往秦、晋、代、周、齐所在封国省亲，一为联络兄弟、叔侄感情，二为学习军务，为将来镇守一方打基础。
彼时，大明平定辽东不久，朱元璋认为仅辽王、宁王无法镇守辽东，这才将韩王、沈王也封了过去。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韩、沈两王受命就藩辽东开原、沈阳，安王就藩陕西平凉。
于是，秦、晋、燕、齐、肃、庆、代、谷、辽、宁、韩、沈、安等十三塞王的格局就此形成。
这是朱元璋施行“宗王出镇，守边拓土”之方略的具体安排。
历史上，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后，为了给皇太孙朱允炆上位铺路，朱元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处理可能威胁新君统治的勋臣身上。
以至于，他所规划的“十三塞王守边”之布局迟迟没能实现。
在这个时空，由于朱高煦的积极争取与暗中谋划，“英武似朕”的朱棣顺利成为了皇位继承人。
这便让朱元璋处理“有异心”之勋臣的方式，远比历史上要温和的多，不少在历史上被杀的勋臣活了下来。
毕竟，朱棣的治国能力与用人手段比朱允炆高明了太多。
而且他的赫赫军功摆在那，凭借巨大的威严，他可以替朱元璋处理许多政事，甚至惩处勋臣。
有朱棣帮忙分担肩膀上的重担，朱元璋做成了很多他在历史上想做却没做成的事。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
一是众塞王守边拓土的谋划得以实现。
二是与文武百官达成迁都北方的共识。
三是收复前朝（蒙元）岭北行省的战略布局进入实施阶段。
此外，朱元璋这几年特地对朝廷官制、爵位制、兵役制、卫所制等各种制度做了一番细微的调整与修补。
而且，他将其中一些干系重大的规定加入了祖训之中，命后世之君严格遵守。
例如，允许受封亲王的皇子去塞外或海外开疆拓土，且打下的土地纳入其封地范围，朝廷以“借贷”的方式为其提供粮草、军械等支持。
又如，禁止封地在大明境内的藩王插手地方政务，不准王府属官兼任地方职务，且此类藩王无诏不得擅离藩地，否则以谋逆罪论处。
再比如，勋臣若触犯律法，则罪加一等，但天子行仁道，允许视罪行轻重以爵抵罪，或缴纳罚金抵罪。
诸如上述增加的三个条例，大都是针对皇亲国戚、文武勋臣的规定。
故而，韩王与沈王对身为塞王的认知，要比原历史上更加深刻。
片刻后，众人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校场之上。
“左边穿青色紧身衣之人，名为耿瑄，长兴侯（耿炳文）第三子，年二十九岁，作战勇猛，善用长枪。”
“世子殿下领直隶校尉时，其人被调入校尉部任职，而后一路屡立战功，晋升为千户。”
见韩王与沈王对校场上的比斗看的入神，康平在朱高煦的眼神授意下对场上之人进行了一番介绍。
“右边穿暗红色紧身衣之人，名为傅让，颍国公（傅友德）第三子，年三十四，善用大刀。”
“其因罪被贬，承蒙吾皇陛下恩典，允许其戴罪立功，幸得世子殿下赏识提拔为亲卫。”
“此后屡立军功，抵消罪过后，吾皇陛下念其心存报国之志，便准许其继续留在军中，其人于去年累功升为千户。”
听了康平的介绍，沈王皱眉看向朱高煦，疑惑道：“小王记得，前些年父皇陛下针对触犯大明律法之勋臣，施行了网开一面的恩典，傅让应该无需来边塞受苦才对，世子可知其中缘由？”
“此事说来话长。”
朱高煦闻言，过去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逐一浮现。
当年，他兼任直隶校尉期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检举以凉国公蓝玉为首的个别勋臣欲暗害燕王朱棣，好迫使朱元璋改立旁人为储君。
彼时，朱元璋大怒，下令诛杀蓝玉九族，剥皮而实草示众，其他参与此案的官员以涉案严重程度判为满门抄斩或斩立决、家人流放等。
蓝玉案结束之后，朱元璋顺势下了一道旨意。
“燕王次子高煦天资聪颖，文武皆备，可为王世子。”
不久后，成为燕王世子的朱高煦便奉皇命前往北平，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历练。
至于朱高炽，朱元璋以其“天生有脚疾，不宜立世子”为理由，下旨册封其为高阳郡王，然后让其就藩。
朱高煦从小就有神童美誉，及至少年，待人彬彬有礼，如谦谦君子，更是深得朱元璋器重与赏识，武将与文官对他感官都不差。
反观朱高炽，不仅有脚疾，且身体过于肥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