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人党”的总部地址在安仁县人民路一号，这条人民路，就是原先军山前的“春明大街”，只不过起先安仁县是军镇，也没有没有州县该有的城墙，只有寨墙和大量的屋舍。
而王角“夺权”成功之后，也没有设置城墙，但是围绕城市建设的水网，却是每天都在扩大。
整个县城的中轴线，就是长安路，南北畅通，各设岗亭哨卡，毕竟还是以“票证”为主的地方，贵金属货币很宝贵，而中央政府印出来的钞票，虽说在安仁县不是废纸，但毛了很多。
长沙那边去年还用官方纸币，过完了除夕，直接也是一股脑儿上“票证”。
粮票、布票、肉票、点心票……
甚至连运输一点人畜粪尿，也有专门的“粪肥票”。
“劳人党”直接管理的耕地面积，已经超过了两百五十万亩，掐指一算，挺过贞观三百零三年，问题并不大。
而且跟长沙原先的省府不一样，“劳人党”会定期公布一些“账目”，实际上就是各种财政收支，类目很多，但各部门各有各的“账目”，分别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的形式对外公布。
郭威等人原先是反对的，但是发现并没有曝露出“湘义军”的规模、实力、潜力，也就放心了许多。
像攸县去年的秋粮，“劳人党”的收入是稻米六百四十三万八千九百五十三斤，这六百多万斤的“党产”，让愿意加入“劳人党”的小知识分子多不胜数。
有口吃的，不算什么。
有口稳定能吃的，那就很了不起了。
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其实看到的有限，长远规划也就是一年半载的，再久远，都是虚无缥缈的玩意儿。
比如说在南昌城买套房，以前是梦想。
现在，梦碎了一地。
只要没有合适工厂给他们岗位，去现在的南昌城，就是等着饿死。
得找工作，而正月里愿意开工，且能养活人的，就只有“劳人党”的直属工厂。
所以工人想要加入“劳人党”的积极性，非常迫切，且强烈。
但是跟小知识分子的见识相比，终究还是带着点盲目，若非“劳人党”的宣传队认真讲解，事后也反应不过来。
南昌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一眼看到的，便是这个已经混乱不堪的时代，已然到来。
个体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中，将会非常非常的弱小。
必须抱团，才能抵抗风险。
豪强武装化，世家自治化，地方大员军阀化……
甚至连工人都要开始搞互助组织，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在搞类似“五姓汤锅”那样的组织，各种“香堂会水”，也是趁势而起。
人们思想混乱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拥抱极端，且简单化。
和底层工人、农民的生存环境有着天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看到的，显然要多一些，于他们而言，王角以及王角身后的“劳人党”，虽然并没有要建设一个以“知识分子精英”为核心的组织，但却极为开放，允许且鼓励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为整个组织的核心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添砖加瓦。
且这种鼓励，论迹不论心，哪怕装一辈子伪君子，哪怕明明厌烦脏污的工厂环境、田间地头，只是嘴上说着工人农民一家亲，“劳人党”是鼓励的，王角这个领头人，也是默许的。
只此一点，就足够让那些“良禽择木而栖”的小知识分子很是意动，而当“江西房氏”、“岭南冯氏”这种地方巨头，毫无人性地在掠夺他们这些“中产”最后一点家中结余、现金存款时，他们显然需要一个组织来为他们讨回公道。
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每况愈下，他们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而他们和工人、农民不一样，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是谁制造了这一切，显而易见，不是“劳人党”，也不是王角。
那么，他们明确地知道了敌人是谁，就只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苟活；二是反抗；三是打不过加入。
给世族巨头做帮闲做狗，这本没有什么，但是小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傲慢”，要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情怀，所以傲气也好，底线也罢，终究还是会让一部分人拒绝这么做。
“劳人党”予以的尊重，这时候一对比，就显得难能可贵，仿佛甘露。
所以当王角逐步开始针对攸县、茶陵县“夺权改造”的时候，手头并不缺官员团队，恰恰相反，这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一抓一大把。
而随着郭威进驻南昌城，愿意“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又多了起来，其中有多少是在押宝，又有多少是真心实意，其实都很难说。
但此时整个“劳人党”能够直接设置支部的地方，行政官僚的储备，相当丰富。
“苦中作乐”的底层小吏们，如今的最大消遣，大抵上就是摸出几张粮票，然后点一壶浊酒，跟人比一比自己的硬笔书法。
他们自然是怀念过去颇为不俗的社会地位，但是一想到这种地位的打破，便又干劲十足或者无比颓废地继续第二天枯燥且乏味的工作。
浑水摸鱼的并不少，但是干劲十足的更多。
但不管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