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城（今河南济源）至长丘的路线有两条。
公子卬和众手下在舆图上热烈讨论。
赵蛟曾多次作为晋国军官南下征伐，对晋国东出的地理了如指掌。
“一条路线是，从原城沿着氵樊水南下，然后取黄河水道，轻舟东进，在邲城下船，走陆路，过践土，然后再沿着济水向东抵达长丘城。”
古代打仗，在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尤其是秦始皇广修驰道以前，粮食和辎重的输运一向是个麻烦事。如果是沿着陆路行军，四个士兵中，至少要三个人帮忙搬运甲胄、军粮，这还是正常行军的情况，若是连败之军，丢掉了牲口和战车，在缺乏运输工具的窘境中，压根就走不快。
若是沿着水道行军，只要可以征集船只，仅仅十来个野人就足以把上百个武士连带着他们的辎重、装备一块儿运走。
尽量走水路，能最大程度上降低运输损耗，节约时间，保持士卒的体力。当初姜太公伐殷纣，就是走的水路，抵达戚地渡口，威加中原。
赵蛟不愧是霸主之国中，久历兵事的宿将，制定的路线相当科学，经济。
“不可。”不曾想，管理出言激烈反对道：“晋国是霸主之邦，走这条道路自然是毫无纰漏。但是我们打着援救宋国的旗号，走这条路就会遭到郑国的阻挠。”
邲城在今河南郑州以北，春秋时本自成一国，后被灭国绝嗣，划为郑地。此城北靠黄河，南托敖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后世楚庄王在此击败不可一世的晋军，成为春秋时代第三个霸主，是为邲之战。
践土，亦是郑地，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西。
昔日，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此地，是为“践土会盟”。
周襄王命令王室大臣、王子和内史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还赏赐给晋文公许多象征权力的器物，其中有“大辂”、“戎辂”两种豪车、红色的漆宝弓和一百个赤色箭镞、一千个黑色箭镞，象征着允许晋文公有权自由征伐任何国家，一如当初周天子赐予姜太公的一样。
此外，周襄王还赏赐“虎贲”三百给晋文公，并温言致辞：“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意思是让晋文公服从天子的号令，安抚四方诸侯，惩治不忠于王室的国家。
晋文公三揖三让后，春秋第二个霸主的地位由此而得以确立。
“郑、卫、曹、南燕等黄河以北、平原地区的诸侯国，都没有修水上战舰。我们从水路上行军没有丝毫阻挠，但是如果从陆路经邲城，走践土，必定为郑人阻挠。
自宋殇公元年以来（公元前719年），郑宋之间历经‘东门之战’、‘入郛之战’、‘长葛之战’、‘郜地之战’、‘防地之战’、‘戴地之战’，凡此种种，历经大战一十五场，累世结仇。
况且郑庙之辱，至今犹在，郑人焉能放你我安然入领土？”
管理说的郑庙之辱，发生在公元前698年。就在前一年，郑国纠集了鲁国、纪国的军队，大破宋、齐、卫、南燕四国联军，宋国立刻在第二年展开报复，宋、卫、蔡、陈四个诸侯国组成联军，攻入郑国的首都，火烧了郑国的渠门，攻克了牛首门，在郑国最富庶的大街上烧杀劫掠，把郑国的东郊夷为白地，最后跑到郑国祖宗灵庙里，拉屎撒尿，到处涂鸦，并拆除了郑国祖宗灵庙的椽子，搬回宋都商丘，用作城门的门闩，以示羞辱，宋人逢人就说：‘你看，郑国的列祖列宗，只配给我们宋人当看门狗。’
赵蛟道了个不是，承认自己没有思虑周全，随即又指出第二条行军路线。
“还是从原城沿着氵樊水南下，然后取黄河水道，轻舟东进，过了郑国土地，在南燕国地界下船，然后走陆路，抵达卫国的匡地，在此地征船，长丘位于济水、濮水之交，只要坐船，大军就可以抵达长丘了。”
计较已定，军队扬帆起航，快到达南燕国的时候，派出宋国的行人属官向当地发出过境通告。
“太傅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使者，就是当初杵臼派到晋国找公子卬求救的那个行人属官，他只带了从者、御者各一人就上了岸。
在先秦时代，任何官方人员途径他国领地，都必须提前向当地的政府报备，不论双方的外交关系如何，不论人员的规模大小，哪怕就只有一个人，也要登记在案。
如果违反这一条约定，则被视为战争行为。
后世楚庄王想要讨伐宋国，可惜没有确凿的战争借口，于是派大夫申舟到齐国访问，明确要求申舟在经过宋国境内时，不许向宋国报备。申舟表示自己一旦被抓到，肯定会被宋人宰了，楚庄王道：“如果他们杀害你，我正好有机会进攻他们。”
申舟很无奈，要求楚王给自己的儿子申犀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就安排好棺材，收拾行李出发北上了。宋国的卿大夫华元果然逮捕了他，愤愤然道：“经过我国，却不报备，这是战争挑衅行为，是赤裸裸的羞辱国家，若不处置，宋国又如何在诸侯间立足。要是宰了申舟，楚王一定会兴师报复，我们就有亡国之危。”
华元和国内大夫一商量，得出结论：“鄙我，亡我也。”意思是，失去人格、国体，和亡国灭种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