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鑫很快就登上了进货的船，挥舞着手在船头与公子卬一行作别。
“一路顺风！”
“必克日而返，太傅保重。”
……
“怎么这么齐整？”
索尼引着公子卬于田间考察，公子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出隧以后，阡陌良田沿着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分布，道路有多笔挺，田垄就有多方正，公子卬就感觉回到大学军训的时候，放眼都是豆腐块。
宋人的纪律都这么好的嘛？
“太傅有所不知。”隧正索尼道：“这就是井田啊。若是修的不方正，不规矩，每家每户的私田和公田的大小不就不一样了吗？舆人监督野人修田的时候，可没功夫计算面积，都是事先做好了记号修过来的。”
也是，宋人可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几何水平，能算出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
“每家都是规规整整的一百亩，公田也是。咱们宋人监督，从来不需要皮鞭，大伙都很老实；换做别国就不行了。”
“哦？”
“比如说创造井田制度的周国，周人奸猾得很，官吏和农人成天斗智斗勇，不是把井田修小了，就是偷偷把田垄多修一点，八户人家每人侵占公田一点，最后等于说所缴纳的粮税就少一些。在周国当隧正，还要天天往田里跑，省的野人偷水偷地。”
“这难道不触犯周国的刑罚吗？”
“确实。但是太傅，皮鞭和刑罚不能教化百姓，总会有人顶风作案。周室衰微，不能为民谋福祉，反倒要维持泱泱王畿的威仪，八个师的军费、吃穿用度、诸侯赏赐都不能少。天子开销不减，赐予诸侯土地却一年接着一年。光开源不节流，官府的开支缩减，已经经年没有维修当年周公旦时所建之水利了。”
“国家水利废弛，田产不兴，也怪不得百姓活不下去，因之偷偷逾越刑罚的界限，做点损公肥私的事情了。”
汉朝的百姓活不下去，干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明朝百姓活不下去，或投充为奴，或占山为王，或索性攻城略地，来一场“福禄宴”；哪怕到了现代，农民因为农业税活不下去了，把乡长活埋的国家也有其例子。
“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照理来说，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计算道。
“怎么可能！”管理惊叫道：“果有三千石，我们害怕长狄吗？”
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此其二也；粮食存储，须兵士防盗、捕鼠、防火、修缮粮仓，兵士食禄，此其三也；官府一应开销，须粮换铲币，分利于商贾，此其四也。仅仅一、三者，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我等士子，每食一石粟，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
农民上缴十石小米，政府仅得一石。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从小县城收的税赋，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抵达国库，二十存一。
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征管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成本-税务倒挂的现象。
千禧年，京城农业税八千万，成本却逾越六千万，所得杯水车薪。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酿出了人间惨案。
管子自顾自道：“这还得亏宋民诚信。周室王畿更惨，周之野人为少纳税，八户人家联合起来，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于田间逡巡。民多而官少，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舆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然民之黠无穷无尽，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而周室愈发困窘，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赠田，让诸侯头疼去。”
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百姓为了活命避税，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有的人干脆不种田，专门望风；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分给这些“斗士”。
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百姓耗时耗力，也难以伺候好庄稼。上下皆输。
亚当·斯密曾经曰过，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比如，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困扰和压迫，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凡此种种。
亚当·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经济的原则。
西方有贤人，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
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要么干脆披发入山、下江为盗贼。在给朝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