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老百姓对政府的普遍期待又那么高，直接导致领事保护的“供需矛盾”。
桂参赞能够感觉到李晓蕾的失望，又解释道：“归根结底，这方面的宣传太少，宣传不到位。遇到事许多人习惯找政府，却不知道政府能为他做什么。比如一个人合法权益在所在国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或涉及刑事案件，使领馆只能应他的请求推荐律师、翻译或医生，帮助他进行诉讼或寻求医疗救助。
可以在所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他们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助；可以在他被拘留、逮捕或服刑时，根据他的请求进行探视；可以在他遭遇意外时，协助他将事故或损伤情况通知国内亲属；可以在他遇到生计困难时，协助他与国内亲属联系，以便及时解决费用问题……”
桂参赞话锋一转，接着道：“既要了解这些，也要了解使领馆不可以为他做什么，比如不可以帮他申办签证；不可以为他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不可以干预所在国的司法或行政行为；不可以为他支付酒店、律师、翻译、医疗及乘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旅行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
难怪许多华人华侨说有事找使领馆没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细想起来使领馆真很难为驻在国华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如此，韩博上任后一样要面临许多困难。毕竟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要受制于驻在国的主权，他在国外不拥有任何能够控制事件进展的实质性的行政或司法权力，只能通过建议、沟通、协调、监督、敦促等方式来促使驻在国司法部门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
前辈说了很多，这些话在其它场合他是绝不会说的。
韩博打心眼里感激，同时又有那么点失落，觉得自己即将要被捆住手脚，根本施展不开，真不如在国内当一个普通民警痛快。
陈慧芳很了解他这个弟子，能想象出他上任之后看着同胞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断遭受损失却无能为力，甚至连最起码的一些实质性帮助都提供不了，会有多沮丧多无奈。
可又能做什么，只能劝慰。
事实上想帮忙的不只是她，黄鹏也联系了一个人。
正聊着，客人到了。
“介绍一下，我的初中同学黄琴，刚从南非回来的，过几天还要去。那么多同学属她最厉害，去过非洲好几个国家，在南非有公司，真正的大老板！”
“黄总，欢迎欢迎。”
“你们千万别信他，什么大老板，就是一开店的。”
黄琴三十五六岁，一身合体的风衣，看上去弱不禁风，谁能想到她在中国与南非建交前就去南非闯荡，且闯出不小的名堂。
同是皇城根下长大的，性格直爽，三言两语就跟陈慧芳、李晓蕾聊得火热，两位男士根本插不上话，干脆笑而不语。
“不骗你们，真没赚到几个钱！”
请她过来就是了解南非情况的，李晓蕾自然而然问起她在南非的经历，多个朋友多条路，何况她老公要去南非大使馆当参赞，黄琴很愿意跟她们分享自己在南非的事。
生怕李晓蕾真被老同学所误导，她哭笑不得地说：“理论上我应该发大财，不光我，每个在南非的中国服装店都应该赚到钱，因为卖的服装至少有40%的利润，按一个店月营业额10万兰特来算，可赚4万兰特；扣除房租水电和黑人工资，每个月净赚两三万兰特不成问题。”
“钱呢，你开那么多年店，而且开好几家店？”
“被偷了，在南非开店，最重要就是防贼！”
黄琴下意识看了一眼英武帅气的韩博，如数家珍地说：“我97年刚去南非的时候，1兰特兑能换3元人民币，到2001年只能兑换1.3元人民币，现在1块钱都换不到，虽然人民币被迫升值无形造成南非币贬值，但理论算来终归是有赚的。问题是小偷太多，利润都被他们偷掉了。”
“第一次见识小偷的能耐，是在一个中午，街上冷冷清清，店里也门可罗雀，黑工们都找一个地方坐着休息，我坐在高高的收银台上，因为没人进店买东西，所以很放心地看书，时不时抬头来看看店里情况。
突然，预感告诉我，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店里还是如常，除了黑工，没人进来过。我干脆站起来往下看－－－我的妈呀，一个十几岁的黑人小男孩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两件刚从靠近店门架子上摘下来的衣服，正匍匐着往店外爬去，我喊了一声，他扔下衣服一骨碌爬起来跑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一个小孩你能拿他怎么样。不过这小偷还算有良心，被我发现会把衣服扔下。不久后的一件‘偷’事，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又被偷？”李晓蕾惊问道。
“别说被偷，被抢都很正常，在南非做生意的谁没被偷过，谁没被抢过？”
黄琴笑了笑，接着道：“大概过了两天，下午三点半左右，一瘦高男孩走进店里，突然抱起一叠牛仔裤往外跑。我老公正在店里，看到这情况，紧追而去。这小偷看到后有追兵，居然跟我老公在离店不远的小公园里玩起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