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四月，辽东各地陆续进入春耕。
抚顺等地中断一年的马市终于恢复。
叶赫蒙古的马商出现在抚顺等地，向开原官民贩卖马匹。
有明一代，朝廷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得到优良战马，朝廷在民间建立代官养马的制度。
明初战事频繁，这种制度无法解决战马奇缺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朝贡贸易。
明代对少数民族多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匹者，皆给予重赏。因此辽东各部族朝贡马匹者络绎不绝。
朝廷为方便交易马匹，特在开原、抚顺、清河等地设立马市，并设有专门管理马市的马市官。
万历四十七年开原血战，卫所、兵备道、马市等朝廷机构被一扫而空。
发展骑兵需要战马，运输物资需要杂马，五千战马只够骑兵营骑用，所以刘招孙必须继续买马。
恢复马市，不仅能获得更多马匹，也可加强开原与外番联系。
开原储藏的粮食和布匹全部被运送出去，与蒙古、叶赫部落交易，换成各类战马。
按照战马品质划分，可分为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马驹五种。
萨尔浒战前，蒙古人卖给建州的战马，往往是上马，卖给明朝的，则是下马。当然，辽东市马官都是把下马按照上马价格向朝廷要钱的。
刘招孙废除了马市机构，让民政部门负责战马交易，骑兵营与中军卫队派人监督，杜绝任何贪污受贿的可能。
此时辽东地区马价大致如下：上上马值米八石，丝绸八匹，上马值米五石，丝绸五匹，中马三石，下马一石。
平辽侯在军费投入上从不吝啬。
为吸纳优良战马，这次购买战马，开原给出的价格比市场价更高。
此外，前往开原、抚顺、清河、宽甸等地贸易的外番商人，食宿费用由当地官员负责。
在多重让利措施的刺激下，外番马商纷纷将最优质的战马带来开原交易。
朝鲜新义州的马商，甚至将大宛马等名贵品种，走私贩卖到宽甸。
袁崇焕胆子够肥，对这些铤而走险的朝鲜马贩子，几乎是来者不拒。
其实历史上朝鲜一直为大明供给战马。
明初，大量缺马的朱元璋效仿元朝，利用其附属国的关系，三番五次派使臣去朝鲜索要马匹。
直到景泰元年才结束，据统计，朝鲜半岛累计为明朝提供七万多马匹。
当然，这些交易大都是和买进行（和买：公平公正两厢情愿的交易）。
以刘招孙目前的实力，当然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霸气。
好在外番供应战马已经能满足刘招孙所需。
四月底，民政部门与科尔沁、土默特、朵颜、叶赫等部落交易各类战马共计八千匹。
上上马、上马两千匹，中马三千匹，下马与马驹三千匹。
开原与外番各部贸易的原则是，务使开原有利，而夷人不亏。
购入战马的同时，骑兵营的扩张也在进行。
辽民骑术精湛者不在少数，刘招孙在投靠开原的数万流民中，遴选出会骑马的一千二百人，编入骑兵营。
加上投靠而来的部分蒙古牧民，三四月份骑兵营新增骑兵两千，总兵力超过四千骑。
盲目扩张需要付出代价。
开原现在的财力，养活四千精骑，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前几次大战太过惨烈，刘招孙总觉得兵太少。
哪怕财力不济，他也要硬着头皮扩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场新的大战即将来临。
康应乾对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很不赞同。
他惊讶的发现，仓库中储备的几万匹布匹被民政官员们全部搬空，被这些败家子换成了战马和骡子。
更让康应乾恼怒的是，粮仓数十万石粮食，被“辽东贸易公司”一车车贩运到蒙古、叶赫、朝鲜，以及蓟镇的满桂，换成了人参、貂皮、松子、木耳、东珠，一车车运回来。
商务司官员们信誓旦旦保证，说什么他们已经打通了浙江福建的商路，等到把这些货物运到南方，换成蔗糖、茶叶、丝绸，瓷器运回来，就有五倍以上的利润。
康应乾对南货贸易不了解。
不过，泰昌皇帝赏给刘总兵的六十万两银子，早被挥霍一空。
据说单是给朝鲜三岛建造大船、招募水师，就花了三万多两银子。
果然是大手笔。
战兵营、骑兵营、水师、情报局，朝鲜矿场，各个地方都要花钱。
半年不到，刘总兵那七八十万两银子又所剩无几，照这个花钱速度，再过两月，开原战兵的月饷都发不出来了。
其他人不管钱，只管花钱。
乔一琦宋应星几个，现在对刘总兵唯命是从，生怕开原扩张还不够迅速。
茅元仪带着工坊众工匠，开始鼓弄什么步兵野战炮，隔三差五就来找刘总兵要钱，比债主还要心急。
宋应星现在不过问工坊事务，他的主要精力转到了战船设计上。
按照平辽侯的提示，宋应星正在改良福船。
康应乾在山东做过五年的海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