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元年腊月二十一日，年关将近，齐军在淮河以北的各项作战行动全部停止，并开始收缩稳固战线。
与此同时，南明小朝廷勉强凑集起来的“北伐大军”，畏惧齐军，止步于合肥。
起初,统帅左良玉听闻开原兵南下，立即被吓破了胆，纵容明军在合肥、安庆劫掠一番后仓皇南逃。
岂料齐军饮马淮河便匆忙北撤，江淮一带遭受兵祸的百姓，编唱民谣咒骂左良玉：
“要纵奸，须种田；欲铸错，莫问左。”
宏光三年,奸贼左良玉与太监田成相互勾结，秉权误国。
“要纵奸，须种田”，意谓谁放纵了奸贼?是田成;田成何以回护奸臣，因受了贿赂。“纵奸”谐“种奸”，“种田”之“田”则一语双关——种物之田与田姓之人。“种”者，给好处也。因为奸臣给田成以“金币”，于是得到了保护。
“欲铸错，莫问左”，则是说，御使不必指正朝廷得失，尤其不要追究左良玉的责任。“莫问左”，即不要质问、追问左专权误国的种种罪恶。而左之所以得以在朝中横行，系与宫中太监田成有勾结。田与左，似一对害虫，祸国殃民。
弘光年间，江南指斥奸贼左良玉的歌谣极多,如“扫尽江南钱,填塞左家口”;
“求田方得禄，买左即为官”;
“弘光年,要做官，非向左，即种田。”
齐军的突然北撤，被左良玉作为他击败刘招孙，捍卫南明的重大功绩，并以此向弘光朝邀功，在内官田成的协助下，弘光三年十二月，朝廷下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给他的次子左梦寿平贼将军的大印，并许诺击败齐军后，便让他们父子世代把守合肥。朱常灜诏令左良玉立刻出兵讨贼，左良玉多次拖延时间，上奏推辞，一直拖到了年底。
北伐军得知齐军北还，人心稍安，他们不敢越过淮河追击,只在南岸架上大炮,截断淮河航运。
十二月，左良玉发布檄文讨伐齐国,连续数日按兵不动，继续在合肥抢劫烧杀。
武定皇帝对这位宿敌并不怎么关注，对这群废柴也没有任何好感觉，毕竟在他眼里，左良玉和南京城内那位弘光皇帝，都是死人，之所以现在没有杀他们，只是暂时留下狗头罢了。
太初元年腊月二十六日，太上皇的行鸾从河南洛阳福王宫移至均州静乐宫。
明初“靖难之役”后，永乐皇帝取得皇位，自称得天下是“真武神”的庇佑之功。
因为朱棣，明代崇奉真武神较前朝更甚，并把武当山道场作为皇室家庙进行营造。
永乐十年至永乐二十一年（1412——1423年）的十一年间，名廷征发十万军民，在静乐宫至武当山天柱峰顶一百四十里的古道上，建起了八宫二观，数量庞大的道教建筑群。
这便是永乐年间著名的“南建武当”，与北修北京，郑和下西洋同样彪炳史册。
静乐宫为武当山九宫之首，建成之后几乎占据了半个均州城。宫内有牌坊、大宫门、二宫门、正殿、二圣殿、真宫祠、方丈堂、神厨、神库等，。
红墙碧瓦环绕，重重殿宇，巍峨高耸，层层院落，宽阔幽深，环境幽雅，宛如仙宫。
均州是刘招孙的老家，颠簸流离了快十年，也该回家看看了。
除夕前日，武定皇帝携慈圣太后金虞姬、修女黛芙妮等扈从入住静乐宫正殿。
太上皇抵达静乐宫的当日，前明郧阳巡抚、均州知州、武当提督太监纷纷赶到拜谒，争相进献祥瑞。武当道士李浑希亲自送来“榔梅仙果”进献太上皇，以告天下吉祥。
齐军兵力捉襟见肘，对湖广地区不可能做到全面占领，所以武定皇帝为收拢人心，节省兵力，一直没对这些前朝旧臣下杀手。
这些前明巡抚知州太监，各人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无不竭尽全力讨好大齐皇帝，以求能苟全性命。
明代武当山富甲天下，每年多出来的香火钱还要填补湖广等地财务缺口，因此明代皇帝对武当颇为重视，派遣心腹提督太监镇守。
明朝宦官不再只是皇室的附庸品，他们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是皇帝掌管天下的另一套政治班底。
武当宦官制度归属于在外钦差衙门，是皇权正大光明地监视与管理武当山的机构。
皇帝设立提督内臣，并赋予其军事宗教等方面的权力，也许是有众多目的，但最突出的目的是为了能制衡提督藩臣与郧阳抚治的权力，形成内外官员相互制约共同合作的地方权力机构，以维护武当山的长效发展。
刘招孙自幼在武当山脚下长大，对这些事情都颇清楚，所以在进驻均州城之前，他并没有对这些道士太监下手。不仅没有下手，而且在繁忙之余，还专门诏见道士樊中阳，详细询问真武大帝升真（成仙）事迹，樊中阳以为太上皇迷恋求仙术，于是信口开河，向武定皇帝表示：
真武神在升真之前，曾告知天下：“圣人出而槟梅落”，陛下初驾太和（武当山），便有槟梅成熟蒂落，可知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