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兵罢战，1911年就这样在战火中仓促的结束，就像北方的决战仓促的收尾一样。
在整个1911年发生了不少大事，一月份哈尔滨发生瘟疫，双城、长春、新城、宾州、阿城、呼兰、绥化等多地也出现，好在华夏的全国疾病防控部门和地方积极配合，避免了惨剧的发生，死亡的人数只有四百多重病无法医治的人。
原本会发生的辛亥**是韦珣比较担心的事情，但却一点浪花都没有掀起。
因为时代的变化，因为韦珣带着一帮子人的崛起，很多人的历史轨迹发生了改变。
孙先生在南洋担任了一个医院的院长，黄先生在一家报管担任主编。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两个同盟会领袖因为华夏的繁荣富强，因为华夏提前推翻满清历史轨迹发生了改变。
对于二人目前安于现状好好的做着本职的工作，韦珣虽然对他们历史上的成就极为推崇，但也没有干扰他们的生活。
在韦珣看来，他们在历史上虽然因为一次次失败让华夏的大好男儿流血流泪，让一个个**志士因为参加同盟会而家破人亡，因为时代的局限，外部内部的各种原因让华夏进入军阀混战，但推翻满清的功绩却是不可置疑的。
而韦珣领导下的华夏，国民基本实现了温饱，国家工业和生产力显著提升。
即便如孙先生这样希望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对现在华夏的时政发言驳斥。
不论是获得了南洋、外东北两大粮仓由此让华夏一直最缺少的粮食得到保障，还是目前华夏对疾病的防控和推行全国卫生改进活动，以及已经开展的义务教育，都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唯一让他们有些想法的，可能就是华夏近年来有点穷兵黩武的意思。
他们的目的是让华夏如英法德美一样成为世界一等一的强国，让华夏国富民安，让国民吃饱穿暖，这些都已经实现。
如今他们担心的是华夏不断的对外战争会让华夏如秦、隋两朝一样二世而亡。
忧国忧民的宋先生、孙先生和黄先生等人都多次写信到内阁，写信到韦珣在元山的寓所，劝诫韦珣。
大意都在说现在的华夏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发展就处于不败之地，两大阵营的对抗正是华夏积蓄实力奋发图强的大好时机，不要掺和进去。
韦珣在看到这些信的时候不论是孙、黄、宋这样另一个时空的大人物还是从未听闻的大人物，都是勉励和支持他们的行为，但建议却被搁置在一旁。
和平，是韦珣希望看到的，但并不是现在。
一战可以说是确定国家版图的最佳机会，一旦华夏错失这个千年难遇的大好时机，那么在往后的数百年，都会因此抱憾。
对于他们这样在野的名人上书的行为支持，也是韦珣知道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不管是孙、黄、宋等人这样被新近划分为保守派的任人物，还是蔡锷、吴佩孚等军方代表的激进派都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的人。
保守派的保守是老成持重，是求稳，激进派的激进是进取，是奋发图强。
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而韦珣作为一个知道大概的历史轨迹的人，对于激进派或者说是鹰派的支持也只是暂时的。
打压保守派固然会让华夏在接下来的大变局中统一声音，但华夏特殊的国情很容易将这种政治打压变成打击对方的工具。
对保守言论和行为表示支持，对激进言论也表示支持，看是两头都讨好，实际上却是两头都不得罪。
拉一派打一派不是韦珣的行事风格，在不同时期扶持不同的国策才是他想要的。
现在是大时代，是如华夏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那样的大争之世，不争就会衰败，原地踏步就是等人发展好了来从你身上巧取豪夺利益。
让华夏的国内风气走向保守，最少也得等到二战之后，那个时候华夏获得想要的利益，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安心在自己的地盘上发展更好。
现在扶持激进派言论是为接下来参加两大阵营对抗的行为背书，鼓动和传播激进思潮，更容易让华夏的国民对接下来的战争齐心协力的提供支持。
和平，可能回来，但最少不是在1912年到1940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到来。
而且和平这个词哪怕在后世，也不过是因为华夏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已。
将华夏的兵锋指向国外，将华夏国民的目光转移到国外也就将战争拒于国门之外了。
韦珣最为担心英法下场利用海军优势对华夏沿海进行炮击，对南洋六省进行封锁的事情没有发生。
未来的战争，只要不是提前出现蘑菇弹那样的超级武器，韦珣有信心将战火放在他国，让华夏处于一种奇特的战争和平之中。
其他的国家或许会因为人力资源短缺，大量青壮入伍之后影响了工业生产，华夏、沙俄、日本三个人口大国却不会忧心这样的情况。
人力资源丰富的三国可以维持超大规模的陆军的同时，丝毫不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