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说道，“朝廷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担当包容。影响战斗的因素很多，兵书有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打的就是整体的国力。”
“《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家都看过吧，曹魏不知败了多少回，但最后还是一统江山。将领很重要,但并非只靠将领就能打仗而胜。靠的是一个朝廷的组织力，官员的协力后勤保障，以及朝廷的整体能力。”
“臣只是侥幸胜了几场建虏，立了一些功劳，得与皇上封为伯爵。臣不敢居功，还要再说一下，臣今后会打败仗，是肯定的，这个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有战,就会有胜有败。按照朝廷当前官员不体谅带兵之将领和督抚的风气，臣和孙督师一但一场战斗失利，朝廷是不是就要议罪罢职、或者处斩弃市？这令人心寒。风险这么大，谁还敢出头做事？将领谁还敢主动出击敌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文臣武将谁还敢为国谋划出力？敢于任事？什么也不做，也不会出任何问题，浑浑噩噩做官，管他朝廷死活，这样倒是明哲保身，安安全全。”
听完这些话，崇祯皇帝心中堵得很，双拳紧握，指甲都掐到了肉里，而丝毫不觉。
杨嗣昌小心地看了一眼崇祯皇帝，站出来说道，“周伯爵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朝廷行事自有法度,将领督抚等战败，或者丢城失地，难道朝廷就不能给与严惩治罪了吗？如果这样，将领督抚等谁还有责任之心？谁还会死守城池？谁还会与敌人拼死一战？朝廷法纪何在？”
“至于官职称呼和职责等问题，朝廷已有定制，各级官员都懂，暂时不必有所更改。”
周大虎摇头道，“如今天下已经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已经不同于承平时期。法度也应该有所放宽慎重。当然这个放宽情况要视情况而定。比如，敌强我弱，那么战败就是必然的，朝廷应该早有判断，战败后，就要视情况而定罪或者定为无罪。如敌军十万，我军一万，不是守城,怎么办？换成是臣,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带兵逃跑。五万呢,也是一样，三万呢，同样。两万一万呢，这个臣才会一战。”
“请问，朝廷法纪是否审议该斩呢？还要请问，巨大的军力差距面前，是该跑呢还是该死战？说的是野战，不是守城。”
周大虎不再纠结官名问题，而是说起了议罪问题。
“这个……”杨嗣昌有些犹豫。按道理来说，武将就应该战死沙场，不该后退。但是细细一想，这样并不妥当。敌强我弱，明知而败还要送死，兵力耗尽，这样做其后对大局有害而无一利。
但又不能不战。
对方周大虎这个问题有陷阱。但对方要表达的意思他却懂了。
杨嗣昌心中一动，周大虎这个武将也知道在皇帝面前耍心眼了。
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不能答了，该皇上说话了。
果然。
崇祯皇帝听闻此话，也察觉到了周大虎的话另有用意。
一旁的周大虎等着崇祯皇帝说话，他知道崇祯皇帝十分睿智，对时事和弊端都是一清二楚，而这个佐证就是崇祯七年殿试，崇祯皇帝出的八道时弊策试问题，除了当年的河套问题外，剩下七条都是大明灭亡的主要原因。
建虏、流贼、钱粮、漕粮、军马、盐税、吏治、文武……等，都是大明亡国的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大明朝廷和崇祯皇帝都是明白的，但又无能为力，即“做不得、做不到”。
半天之后，崇祯皇帝看着周大虎，没有怒气，也没有斥责之语，反而是突然笑了，然后才带着一丝不高兴的说道，“周卿一向口直言快，天不怕地不怕，怎么现在说话绕起圈子了了？有话就直说，有事就言，采不采纳，朕自有主张。”
周大虎心中长松一口气，拱手一礼道，“臣是有话而说。臣的想法不多，在这里今日就讲两条。一为辽东，二为流贼，一内一外。外就是辽东，大明军队整体上不如建虏兵马，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孙阁老到了辽东首先就是了解情况，最少得一个月才能交接运行，然后就是整顿军兵将领，这至少需要一年，要想大见成效，得两年才行。但臣估计，建虏会半年以后或者消化了朝鲜的所得后，一旦农闲，就会出兵报复，进军辽西地方。在其休养生息之后，明年清军会大概率绕山海进攻大明。孙阁老在辽东压力很大，有败仗很平常。”
听到这里，崇祯皇帝忍不住插话道，“辽西有爱卿一万精锐兵马驰援，再加上辽西原有六万八千余人兵马，还不行吗？”
据辽东巡抚方一藻上疏朝廷奏称：辽西崇祯十年各城堡经制共伍十三营，马步兵共六万八千。
周大虎轻摇头道，“辽西兵马虽然不少，但分散于辽西狭长的四百余里之地，一旦建虏派重兵而来，包围分割辽西兵马，对方能攻就攻，不能攻者围城打援，专打大明来援兵马，如此局势，恐难以预测，战场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臣的担心是朝堂上，一旦辽西有所战败一两场，一些朝臣会不顾大局，尤其是科道言官，会为了邀名，闹得天下纷纷。到时候又是矛头对准孙阁老，影响辽东大局。”
孙承宗一直是听着这话，事关辽东问题，和自己，但他没有任何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