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4年普鲁士出台《一般邦法》，这部法律中开头便使用了“居民”而非“臣民”，这一包含代表平等主义的称呼，强调了无论社会地位、阶层或性别，国家的法律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但是在第82章的介绍中，法典谈及“贵族的义务和权利”时，直截了当得表明“贵族是国家的第一阶级”，他们主要天职和任务是保卫自己的身份，并且贵族成员只用接受最高法院的审判，贵族有特权进入“国家荣耀的地方”、“只有贵族有权拥有贵族领地”。
当时普鲁士的执政者已经不是腓特烈大帝，而是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国王。
尽管腓特烈大帝消耗了国内的人口，可是他还是留下了一大笔遗产，据说足有5100万塔勒，但是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挥霍一空，他妻妾成群，军队更是扩张到24万，是普鲁士有史以来最高。
又加上他采用了减税的方式讨好民众，导致普鲁士债务一度高达4800万塔勒。在《普鲁士一般邦法》中规定，国家有义务为共同福祉而被迫牺牲自己特殊权利的人进行“补偿”。也就是说腓特烈·威廉二世认同国家有义务对战争孤儿和残疾人负责，并且在他执政期间这些群体的护理机构得到了发展和扩张，但是因为财政状况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腓特烈·威廉三世上台后和其父亲截然不同，他对王后很忠诚，并且也很简朴，不住柏林豪华的宫殿，却对财政无济于事，因为他父亲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
尽管普鲁士的领土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扩张了接近三倍，人口也增长了接近一半，不过普鲁士在欧洲的威望却下降了，1792年时俄国入侵波兰，普鲁士背叛了与波兰的军事同盟，出兵攻占波兰领土，与俄国完成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托伦、波兹南等大波兰地区。但也正是在波兹南市发生了女巫审判，尽管议会已经下令禁止猎巫和酷刑，波兹南依旧以权力过渡为借口，废除了禁止猎巫的法案。
腓特烈大帝提倡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价值，而他的侄子却加入了玫瑰十字会，他们比共济会更追求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在当王储的时候，腓特烈·威廉二世就沉迷招魂术、占星术。国王的大臣、顾问以及自称是国王朋友的人互相竞争，试图影响国王，而腓特烈·威廉二世也表现出极易被大臣左右的特点，腓特烈二世也深受一个神秘主义者的影响，甚至将这位文化部长当成实际上的首相。
斯塔尔夫人评价《普鲁士一般邦法》就像是罗马的双面神，一面是军事，一面是哲学。乔治安娜却认为这部法并没有实现“平等”，或者说是腓特烈大帝所提倡的君权以下人人平等，包括国王在内都要受法律的约束。这一点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继承了，她的改革也体现了这一方面。
普鲁士人在考虑“共同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贵族特定的财产权”，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普鲁士已经从“开明专制”回归到了欧洲中世纪的王朝模式。
贝缇被捕后布鲁塞尔警察局门口挤满了报案的市民，他们都有亲人失踪，或者被怀疑因公路抢劫死亡却找不到凶手，足足有600条之多，后来贝缇被移送到了城市军营，等时机成熟她会被送到维尔福德监狱，那里虽然有伤寒，却有城墙和驻军。1799年发生的“农民战争”又被卢森堡人称为“棍棒战争”，起义者主要分布在布拉班廷、林堡和卢森堡北部，这些地区并不在杜姆里埃撤退的路线上。
贝克兰和他的同伙是逃兵，逃兵不一定会丢盔弃甲，也有可能他们手里还持有枪械等武器，他们实施抢劫才屡屡得手。
约瑟夫二世巡时比利时采用微服，这样为他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免去了市镇迎来送往和他自己宣誓维护臣民权利和自由的困扰。
乔治安娜没有宣誓，那个全景监狱以后肯定会惹来非议，不过现在大家还沉浸在喜悦里。拿破仑已经从瓦朗谢讷税吏那里给了她20万法郎修路了，幸好她打定主意那么干，不然就要掺合进布鲁塞尔议会关于修新监狱的钱从哪儿出的问题。这个时代的腐败案是以欺诈的名义挪用公款，乔治安娜或许可以自己独善其身，却不能保证其他人，圣梅里的事是英国人给她提的醒，虽然他只能接触魔术师和演员，这些人会对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乔治安娜可不想被人说“铺张浪费、讲排场”。
关键是她真的讲排场还好，她明明没有。在项链事件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出席社交活动总会引来嘘声，因庞大奢华而闻名于世的凡尔赛宫廷与臣民之间本来有一条难以填平的鸿沟，“如果他们吃不起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所描写的正是这种“鸿沟”，但这条鸿沟并不像金伦加鸿沟，是原始的深渊。
有一个办法可以处置圣梅里，问问他想去什么地方任职，最好是世界尽头，只要他说了位置，乔治安娜想法“安排一下”，约瑟芬估计也不会刁难，乔治安娜自己的危机就解除了。
可是她不认为圣梅里有能力做一个地方的管理者。
凯旋门是巴黎，乃至法国的地标，这个地方见证着伟大和渺小。纵然是战神拿破仑，他也不可能独自打赢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