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金川之战从乾隆十二年持续到四十一年，战事断断续续，清庭统共投入人力近六十万，耗费7000万两白银。
元代是钞票的时代，虽然赏赐了不少金银，但俸禄则是钞票为主。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了强行要求使用纸币的过程“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却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够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纸币依赖君主的权威，也为君主带来的便利，明朝曾经想像元朝一样发行大明宝钞，然而并没有成功。
清朝也有银票，却由户部发行。白莲教起义后各地运输金银成了麻烦事，镖局已经无力送商人的钱回家。相对于因为盐引案大伤元气的两淮盐商，在边境挣钱的晋商积累了不可计数的财富，他们开始南下，开起了票号，从事着包括官银在内的兑换业务。
乾隆五十年五月，乾隆和往常一样要去热河，内务府为此要提前做准备，按照惯例，随行侍卫们需要在出发前到内务府广储司领取帮贴银子，然后到街上的钱庄去兑换散碎银子，以便于路上使用。
然而10天后，一部分侍卫拿着银锭却没有换到碎银，银铺的伙计告诉他们，这些银子是“低潮银”，不能按照标准银兑换，侍卫们自然不信，请出掌柜亲自验证，其结果和伙计说的一样，银锭到成色不足，也就是所谓的“低潮银”。
这些银锭是直接从内务府取得的，而内务府的银库则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西侧，银库开库有严格的流程，必须要有三人同时在场，闭库事也要两人共同签画锁封，粘在锁上，每晚有库官之半，但值班的人不掌握钥匙，而是由乾清宫的侍卫集中保管六库钥匙，并且需要得到内务府总管的准许。
也就是说不会存在偷偷摸摸将银锭调包的情况，除非官员监守自盗，而负责这件事的正是质郡王永瑢。
得知这件事后，永瑢立刻将发出去的帮贴银子追回，会同几位内务府大臣对银锭进行了查看，得出的结论也是成色不足，只有正常官银的六七成。
然后大臣们对太和殿旁边的银库银两进行了详细清点，大概少了7万两，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关键是它是在紫禁城里发生的。
虽然内务府可以勒令那些皮箱店老板关张不卖东西，却不可以强迫银铺必须接受成色不足的银锭，银票的管控就更严格了，即便是筹措军费也不敢随便印。
和珅在热河修须弥福寿之寺的经费由军机处报奏，理应是由户部拨款白银百万两，但这笔钱和珅自己想了办法筹到了一部分。
首先是犯官杨魁的议罪银2万两，还有AH巡抚闵鄂元解交银子1.5万两，然后是自兵部侍郎高朴抄家得来的金银玉器，变价所获的13.9万两。
高朴和高恒一样，都是慧贤贵妃的侄儿，和高晋是一个宗族的，这一次他贪的是玉石买卖。
XJ出和田玉，但是为了避免竭泽而渔，从康熙年开始就禁止私采，但真正执行是在乾隆平定准葛尔之后。
高朴到任后却和阿奇木伯克鄂对一起，组织维吾尔族矿工采玉，再命汉族客商运往内地售卖谋取暴利。
这还不是皇帝震怒，要对高佳氏严惩的原因，鄂对死后，高朴曾经上奏，希望让鄂对的儿子来继承阿奇木伯克的职务。
唐朝藩镇节度使到了后期也是世袭罔替的，乾隆为了回避，将鄂对的儿子派往KS，并将KS的阿奇木伯克调往叶尔羌。很快新到任的阿奇木伯克就发现了高朴私自采玉的事情，还有其他问题。
采玉的地方位于深山峡谷，地势高寒，夏季雨水多，容易发生山洪，采玉工作本就非常艰辛，又要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矿工们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时间一长人人都不堪重负，商量着要逃跑。
这些矿工里只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开采，他是这些矿工的领头人，如果逃亡，不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他一死，其他人不知道怎么采玉，其他人就会被放回家了。
但是采矿工人们不愿意他那么做，领头人于是往万丈悬崖下纵身一跃。
愤怒的矿工们抬着领头人的尸体到山下讨要说法，新的阿奇木伯克只要没有眼瞎就能看见，高朴塞了50个元宝给他，希望他能三缄其口。但是自清朝统一XJ后，朝廷派驻这里的军政官员就习于逸乐，欺压民众，乾隆三十三年爆发昌吉叛乱，三十年发生过维吾尔人叛乱，如果这三千矿工也发生叛乱，阿奇木伯克难辞其咎。
于是他将此事报给新任的乌什办事大臣永贵，永贵又用八百里加急告诉了乾隆，乾隆立刻批复奏折，让永贵亲自去高朴所在的地方，拔了他的顶戴花翎，将案内人犯收押质审。
亲自参加了平定准葛尔的阿桂知道此事重大，他奉命查抄了高朴在京家产，在其家仆的信中看到这些和田玉被送到了苏州、扬州、江宁等玉雕发达的城市，于是乾隆又派了江南河道总督萨载和江苏巡抚杨魁前去稽查。
杨魁就是那个交了2万两议罪银的杨魁，高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