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东山有一个名气不大的寺庙，名叫方广寺，它的创立者是丰臣秀吉，寺庙里面有一口大钟，钟上有“国家安康”、“君臣丰乐”的铭文，这成为德川家康发动大阪之役的借口，因此这口钟与东大寺、知恩院的钟合称为日本三大名钟。
然而丰臣秀吉最初建造方广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钟，而是为了存放一尊大佛，这尊佛像是为了与奈良时代天皇为镇护国家而建的奈良大佛对抗。
日本人称呼京都为“洛阳”，实际上却是仿造长安建造的，并且他们仿造长安不止修建了京都一座城市，还有奈良。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在大阪修了一座新的、纯日式的城堡——大阪天守阁，他的儿子秀赖等人在大阪城里自杀。
营造方广寺的过程很不顺利，从1586年一直修到了1595年，里面的大佛甚至不是青铜制的，而是涂了金箔的木头，并且在1596年的大地震中倒塌了。为此丰臣秀吉将信州善光寺的如来请来，但传说因此遭到报应，身患重病，于是在去世前一天物归原处。
传说丰臣秀吉是因为三月一天在醍醐寺赏樱，忽然之间重病不起，五月在伏见城病逝的。
日本人的美学有三大核心：物哀、幽玄、侘寂。
至少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时代，“侘茶”便已经存在了，他们经常与商人一起举行茶会，这是他们二人重商的表现。与之相对，德川家康虽然也鼓励商人出海，却并不是真的想要民间贸易能够自由发展，这个贸易只限于极少数的大名、大商人、幕吏等“御用商人”，当西部长洲、萨摩藩发展壮大，威胁了德川幕府统治时，他就立刻宣布闭关锁国。
尼克看过一只侘寂风格的茶杯，与其说它是瓷器，不如说那是石器，是远古时期的人类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出来的。而这也是侘茶的美感来源，它本身体现的是一种如同生锈的刀一样的岁月感，它就是要体现一种不完美、品质粗糙、简单朴实的样子，与华贵、富丽相反，侘的概念就是贫困、简素，创造出恬静、闲寂的世界。
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都收集了大量茶具，看似沉迷于茶汤，实际上并没有开创出独特的境界。日本出产银和铜，尊贵的金属却是黄金，丰臣秀吉设立在天守阁里面的黄金茶室里，天花板、墙壁、茶具都是由黄金制造的，这才是丰臣秀吉所处的桃山时代的风格。请人喝侘茶主要为的是邀请各界商人交流，在他们死后商人依旧引领茶汤文化，发展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但在那个时期，新形式的武家势力是被商人接纳为同伴的，天王寺屋宗甚至还进入了丰臣秀吉政权内部，丰臣秀吉修建天守阁时期商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服徭役，无偿为政府服务了。
大阪靠近海边，若是运送木材，从山里运到港口，然后水路运输即可，十分方便。但丰臣秀吉却偏偏要人从遥远的东北走陆路，以极高的运费送到大阪城。这样做让承担物流的富豪们发了笔大财，同时也让他们与这条线路上的运输业者联系起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物流系统，有一大批人成长为富豪，并且有效控制这条陆上物流线路就是从丰臣秀吉政权开始的。
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前，因为中央政权的管控力不够，乘坐八幡船出海的日本海盗完全是一种失控的状态，等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立即下令禁止八幡船和海盗行为，不只是海盗的存在不利于商业发展，还会有碍他的“宏图伟业”。
他的梦想是打下BJ后住在宁波，以宁波为中心可以去攻打印度，然后实现新的东亚秩序。
当日本海盗活动减少后，“倭寇”对明朝沿海的威胁也就小了，所以“倭寇”是以日本人作为战斗力的主体，王直等武装海商起辅助作用。
对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来说，重要的是一种独立于天皇、公家以及“唐国”所影响的传统文化框架之外的新文化，在本能寺之变前一年，织田信长曾经做过一次阅兵，当时他穿着一身金纱，而不是盔甲，除此之外他还穿着蜀锦的小袄，由猩猩绯的毛织物以及唐锦做成的鞋子等，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模仿“唐天子”，他想以中国皇帝的形象出现在人前，超越日本天皇，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仿佛是以游行的方式将安土城的构想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他不想只做一个幕府将军，因此在面对天皇任命时选择了辞职。
完成了这个目标后，织田信长就要征服“唐国”，丰臣秀吉则认为“箭雨之国”要征服“长袖之国”易如反掌，从这种简单的认识出发，产生了推翻天皇，搬到中国宁波，君临整个东亚的想法。
丰臣秀吉就颁布了《关白殿许可状》，允许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其住宅、教所不用做士兵宿泊的义务，这也是本能寺之变以及丰臣秀吉在醍醐寺赏樱都发生在寺庙里的原因，寺庙必须接待士兵留宿。
但条件是希望耶稣会提供两艘大帆船，并协助在每艘船上安装大炮，提供航海仪器和熟练的水手，因为他要组建一支两千艘船的大舰队。这不只是会改变日本和东亚，耶稣会不敢擅自作主，以需要等教皇的指示推脱。于是在隔年丰臣秀吉颁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传教士，要求传教士们二十天内离开日本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