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林觉罗·鄂宝担当福建巡抚之前，是富尼汉担当福建总督。
也正是他后来调往了山东，热衷参与叫魂案的搜查审理。
由于气候的问题，中国北方普遍认为种植小麦等对水分和热量要求低的作物，南方种植水稻等对水分和热量要求高的作物，尤其是广东一年之内可以种植双季稻，然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加速了米的消耗。顺治年间广东一年平均产米400万余石，人口却有320余万，按照一人一年平均3.3公石粮食消耗，400万余石米只够全省半年之需，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就无法支援耕地面积更少，并且无法生产双季稻的福建了。
浙江、江西虽然盛产稻米，但那里的粮食价格比缺米的福建、广东还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吕宋、巴达维亚猖獗得走私大米，再加上人口压力，以及部分土地用于种植麻、棉花和桑树，供给和消费也只是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就连福建自己也种植烟草、蔗糖等经济作物运往长江三角洲，再从江浙购买一些丝织品运往台湾，台湾再将大米运往福建。
但是这一粮食来源对于福建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开辟更远的大米攻击来源实属需要，于是乾隆时期的福建巡抚陈弘谋建议引进暹罗米，解决福建的缺米问题。
从那个时候开始乾隆就已经在推广种红薯了，论乾隆年间的封疆贤者，当属尹继善和陈弘谋。暹罗稻米便宜，是整个东南亚的大粮仓，东印度公司、荷兰人也在那儿买米。
康熙年间恰逢大旱，他立刻开放了海关，允许暹罗大米免税进口。
中国商船需要陶瓷作为压舱物，到了暹罗等地卸货后，再装上大米作为压舱物，这是个很挣钱的买卖。然而有两个问题。一是害怕粮食落入海盗手中，二是暹罗国王信佛，性情温和，很多船员到了暹罗后就不愿意再回国了，直接在当地安家落户，这就违反了清朝的法律——禁止移民。
顺治皇帝提倡移民东北，却禁止移民台湾，到了雍正提倡移民广西，但人口流动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好在要出国去暹罗却只能走海路，陆路没有开通，而且丛林密布，携家带口得走很不方便，尤其是小脚女人。
管控住了去暹罗的运粮船，就基本上控制住了移民问题，于是雍正下令暂停继续从暹罗运米。只是这个政策只持续了数年，就有因为广东和福建严重的饥荒而被迫中止了。
这时广东的人口还在增加，雍正二年为420万，并且还在增加。面对那么庞大的粮食缺口，皇帝只好下令激励进口大米，一开始大米作为贡品，船长们地位虽然不如贡使，还是会给予奖励，比如绫罗绸缎10匹。后来变成了免税，再到后来给顶戴，运粮6000石以上可以当把总，1万石以上则有督抚酌情奖励。
清缅战争爆发后，缅甸入侵暹罗，此后10年暹罗的粮食短缺非常严重，战争打断了粮食生产。甚至郑信统一暹罗后，他依旧与其他地方割据势力战事不断。暹罗不仅无法出口大米，连自己都不够了，米价飙升，成了奢侈品，树根和竹笋成了当地人的主食。
林雨化冒死检举的那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福建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邻省无法提供支援，外国进口大米也没有着落，米价也就飙升了。
粮食减产10%，粮价就会涨一倍，当时的米价已经是三千余钱一石，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开常平仓放粮赈济，但布政使却要求百姓卖谷入仓，建立常平仓备荒。
隋文帝建立义仓，目的是灾荒发生时放粮赈济，可是到了隋末时，当地的官员却不开粮仓，这引起了隋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短时间内江山易主，隋杨变成了李唐。
很难说是林雨化这么做是因为对满清的忠诚还是为了黎民百姓，有一句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民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限制。林雨化后来还干了一件事，当时福建两大望族，林氏和薛氏因为争灌溉农田的水而发生了大规模械斗，这有点像欧洲贵族为了争夺矿山而引发的局部战争，审理整个案子期间，包括闽浙总督在内都收了贿赂，造成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十八人被判死刑。
当时和中堂提出的的议罪银制度已经实行，但关键是这十八人要是有钱有势怎么会被人构陷，在那一年的元宵灯会上林雨化制作了几盏大花灯，灯上映射了办案贪官的打油诗，按察使恼羞成怒，派兵冲散了灯会，三天后找人诬告了林雨化，最后流放WLMQ。在年成好的时候，暹罗老板们还想夹带点苏木过来，人不能光想着吃饭。
厦门老板也觉得暹罗的木材好，可以造大船。
灾年就要放粮赈灾。
可是要是粮仓里的粮食全卖了，换成了银子，被硕鼠们分赃了呢？
而且只要有了捐粮就可以得到顶戴的这个制度在，就有可操作的空间，账面上有的不一定真实有。就好比吃空饷，表面上有1000个年轻力壮的士兵，实际上只有500个老弱病残，平时感觉不出来，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才会发现。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布政使会下那个荒唐的政令，在灾难年的时候建常平仓。
如果是朝鲜是东亚的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