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还有缓和的余地。
美国司法是将“止赎”和“驱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买房的人还不起贷款，被法院判了止赎他们就会失去家园，会被赶出自己的房子，男女老少流落街头政府不管，一个个家庭被拆散，不自由的男女又成了自由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监狱市场化了，把罪犯抓进监狱还给了他们容身之处，毕竟监狱是联邦政府出资的，纳税人的钱是稳定收入，收容所是靠发善心的，收入不稳定，天知道是什么条件。
监狱有暴力，可以强制犯人服从，收容所则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可能不如街头流浪快乐，无家可归的问题就越严重了。
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是有损市容，但法官把正义和怜悯给了银行，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却没有吸纳衡平法，弃妻衡平就是例子。
西塞罗觉得真正的法律是自然和和谐的，不偏不倚的理性，人是“有秩序的自由”，以后安东尼的士兵把他的头和双手割下来，放在他曾经发表演讲的讲坛上，让罗马城里的居民目瞪口呆时，或许他可以告诉人们别的真理。
曾经礼遇西塞罗的安东尼没打算杀了他，他只是想让西塞罗被流放，屋大维则尝试从惩罚刺杀凯撒的参与者名单中把西塞罗给摘出来，但谁叫西塞罗既是反抗凯撒运动的领导人，又在凯撒死后努力恢复宪制呢？
整个罗马法渗透着一种非简单人为确定的正义观，即便罗马衰亡了，查是丁尼的法律系统也受到了自然法原则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暂时的主人没有正义，也即他们的行事有违自然法，拥有正义理性的人就没有服从他们的道德义务。
美国还有城堡法，家是他的城堡，当有人抢劫你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得用重武器自卫，没有义务先撤退。
那群“聪明的”银行家闯了那么大的祸，甚至于造成谋杀罪的结果都是轻的。
当统治阶级人口出生率下降时，总人口出生率上升，就是外来移民做的贡献，以前清教徒刚到新大陆时一家6个孩子都正常，印第安人因为各种原因人口减少，土地被移民占领。
养一个有是非价值观的人很累，需要时间和精力，比印钱困难，更何况青少年辨别能力不够，模仿能力强，这是他们善于学习的时机，往他们的脑子里灌输一大堆消费主义是容易培养消费者，却没有培养出他们超出理性控制的欲望的力量，他们的行为是不可被控制的。
他们会撒谎并且还有年龄的伪装，甚至于他们会和塞勒姆的女孩们一样被成年人控制着撒谎，庞氏骗局会越来越多，“老人家”的大脑退化了，怎么可能算得过他们。
有可能你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真正的女神”，实际上却是扎比尼夫人那样结了七次婚的女人，她的儿子从不以此为耻，反而和德拉科马尔福谈论每次当寡妇她是如何发财致富的。
拉美西斯二世也是推广了教育的，至于上课上什么，有可能和拿破仑时代的教师一样，教导小孩子们长大后要听从皇帝（法老）的命令，勇敢地战斗什么的。
当时的民众留下了很多莎草纸卷，这是他们读写能力高的反映，就是内容不怎么“和谐”，比如一个叫帕内布的无赖，他是破坏公序良俗的惯犯，他一边在街上追打他的继父一边叫嚣“夜里我要杀了这老东西！”
怎么看有罪的都是帕内布那个无赖，实际上是继父打了帕内布的亲生母亲，他要给他妈妈报仇。
人很容易先入为主的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且以为自己是对的，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努力才能获得成功这句话本身无大过，人不能求神希望有块大馅饼掉在自己的脑袋上，新约里有《天国窄门》的故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干了一天活的人得到的和只干了一个小时活的人一样多，以后谁都很晚才去那家地主家干活算了。
强迫别人“觉醒”，让别人跟着焦虑迷茫也是不对的，每个灵魂都有他要走的路，既然“觉醒者”的本意是想要别人好，又为何要剥夺他人幸福的权力呢？
你看别人不幸，别人看你也很不幸。
你追求精神的富足，物质却匮乏，20世纪已经不是守贫为荣的中世纪了。
知识的力量最终还是要变现为目的，这方面文科不如理工科。理工科的研究成果能带来技术和产业革命，文科研究的成果是什么呢？
也许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绝对和谐，完全和平共处，却可以像凤凰社的成员般，消除阶级之间的明显界限，同时不排除差异和互相敬重，纯血贵族西里斯·布莱克可以和狼人卢平共处，即便他们一个富有得随时可以买一把“超跑”级别的火弩箭送给教子当圣诞礼物，而莱姆斯连固定住所和工作都没有。
禁酒令期间地下酒吧也成了个融合的地方，大家都是来寻找快乐的。
法老不发动侵略战争，平民百姓不用死，他要搞仪式就让他搞么，他还修了那么多建筑，大家都有活干，消费不用刺激都会增长，人们餐桌上的食物变得丰盛种类又多。
反倒是拉美西斯二世，埃及在他的统治下经济衰退已经出现了端倪，他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