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彗星的出现不是一个好征兆。
早在先秦古籍当中，就有“天人合一”的说法。《尚书·洪范》当中就有“肃，时寒若”，“义，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就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
不仅仅是如此，包括墨子这里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还有“墨子·天志”当中，有大量描写了“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联。
而儒家这边，最早亚圣孟子也有这方面的阐述。
不过一直到汉代大儒董仲舒把这些思想都整理出来，从最早的“天人合一”的想法，成为了完整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把“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为“百神之大君”。自然界的一切规律,以及人类的人事变化都是由“天”决定的。而人的生理构造、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也是“天”按照自己的特点塑造的，人是为了体现天意被创造出来的。
因此,董仲舒认为君主则是天的代表，受命于天。天现祥瑞是在表彰帝王功绩显赫，而灾异则是谴责帝王昏庸。所以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的“政治上的过失是灾异产生的根本原因”的“天人感应”思想，慢慢的成为了大家接受的观点。因此一旦出现灾情，如地震或久旱不雨，皇帝必须发表“罪己诏”，自称无才无德，要避殿、减膳、罪己、求言，或赦免罪犯，诏求直言无隐，以补过失。当然后来皇帝不愿意背锅了，所以这个锅就开始让大臣背。
历史上因为出现各种灾害，所以被迫离开朝廷的大佬不是一个两个。所以在古代很多宰相，在明朝是内阁首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种灾害。
因为很多人都把这种灾害和这些领政的大臣联系在一起。表示就因为你们这些大臣做的不好，所以才会有这种灾害。这就是上天的警示。
当然后来这些领政的大臣也不愿意背锅，就从朝中找一个倒霉蛋，强迫这个倒霉蛋背锅，然后让他离开朝廷。
和地震、干旱、洪水这些灾害一样，天文变化也是一样。
天文星出现变动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的警示。天文星变化包括日食、月食、彗星，这些都属于异变。出现这种星变，除非皇帝不在意。一旦皇帝在意，那么甚至会导致朝廷重臣避位。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嘉靖十一年十月，就出现了彗星。
其实朱厚熜登基之后，天文星出现变化的情况不少。最早出现过“木星留守井宿”，在嘉靖七年还出现过“长庚星”。一直到嘉靖十年六月，也就是去年六月出现过彗星。持续了足足三十四天时间。
到了今年嘉靖十一年二月，再次出现了彗星，也持续了十九天。
只不过朱厚熜一直不在意。加上当时朝政算是比较安稳。费宏是内阁首辅，当然不愿意让彗星的事情影响自己。只要把彗星和“天人感应”联系起来，那么费宏这个内阁首辅是怎么都跑不掉的。所以费宏非常愿意淡化之前那些天文星变化。
而张璁等人更是如此。
张璁一直想要推行改革，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大明朝这么大的国家，每年都会有各种自然灾害，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是把“天人感应”联系起来。一旦出现什么自然灾害，别人就把自然灾害跟他要推行的改革措施联系起来，那么改革就无从谈起。
当年王安石为什么说那句“天变不足畏”这种石破天惊的话。
就是担心别人用“天人感应”来攻击他的改革。张璁也是一样，害怕别人把自己的改革和“天人感应”联系起来。所以明知道出现这种天文星变化，是攻击内阁首辅费宏最好的机会，但也没有动用。
因此前几次都算是比较安稳的。
但这一次却一点都不安稳。
文渊阁的内阁阁臣、协办大学士都是鸦雀无声。
在他们的前面，有一大片的弹劾奏章。内容都是关于此次彗星的。他们都表示这一次的彗星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天的警示。既然是上天的警示，他们肯定要弹劾一些朝廷重臣。
这可不是小事情。
之前朱厚熜不想，内阁首辅费宏不想，内阁次辅杨一清忙着，张璁他们不愿意开这个例子。所以前面几次天文星变化没有什么风浪。
但“天人感应”，这可是延续了上千年以上的思想。
真要有人用这个来掀起风浪，那绝对不是小事情。这些内阁阁臣好不容易熬到了现在的位置，谁也不愿意被这样的事情影响。
所以大家都很是沉默。
一片寂静当中，内阁次辅汪鋐开口道：“此次弹劾当中，我的名字出现次数最多。此事我只能是选择回避。”
这是内阁内部的讨论。
汪鋐没有辩解，因为没有异议。这种事情最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