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的午学有若白驹过隙，匆匆而过。
早上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鹿兆谦又迟到了一次，徐秀才规劝了一句，让他进去温书，没有一丝不耐烦。
这时，白贵才知道，鹿兆谦大概五六日就要迟到一次，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白家的长工鹿三，也就是鹿兆谦的亲爹打了鹿兆谦不知多少次，但还是改不了这坏坏毛病。
所幸，鹿兆谦并不算是真正迟到，而是踏着铃声走进教室的，大家也就听之任之了。
顶多，算不刻苦，浪费了早读的好光阴。
读书，是自己的事。
也只有作为先生的徐秀才和其父才会规劝。
这件事与白贵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和利害关系，他也不加理睬。在堂上对着徐秀才默写出了千字文的后半阙，开始了第二本发蒙书《弟子规》的学习。
徐秀才说，他的千字文学到家了，等学完这本，就可以着手四书了。
白贵有些不解，他虽然高兴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学习，可却有些担心自己的根基不稳。现在学堂上的蒙童不是大多还学习第三本、第四本的发蒙书，对于四书也是粗粗涉猎，并没有到学习的地步。
比如《幼学琼林》中的卷一就有对古代天文、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的介绍，卷二又有对亲朋关系、衣饰等的介绍，卷三又对饮食、宫室、器用、凶丧的介绍，卷四对科第、文事、讼狱、鸟兽花木的介绍。
可以说，学会一篇《幼学琼林》，则对古事大多了然于胸。
自不用提千字文，全篇用典。
发蒙书可不仅仅只是对繁体字的学习。
徐秀才沉吟了一声，解释道：“上古以来，并无发蒙书，周时，有史官创《史籀篇》，也就是说，周人只学一本发蒙书，其后又有秦人的《仓颉篇》、《爰历篇》，其后又有周兴嗣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百家姓》等物……，发蒙之书愈来愈多，想要学完发蒙书是不可能的事……”
白贵点了点头，例如百家姓开蒙，对于他现在，已经没有必要。
许多发蒙书学习的字和典故，是有些重复的。
“为师教你们发蒙书，是定你们的性情，定其规模。等学完蒙学，再学习经学则会事半功倍，否则功于心利，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学经学！”
“经学虽是圣人之言，教化万民，却也是科考之书籍，乱用典故，触犯忌讳，不仅惹人笑话，丢了为师的脸面，还有可能身陷牢狱之灾……”
徐秀才轻声，意有所指道。
白贵这时才了然，他自从入学堂以来的刻苦、踏实、少言，徐秀才都看在眼里，所以才决定提前教他经学。
也是，他本就是成年人心性，不似少年跳脱。
一旦对比，差距明显。
经学是科举之道，一旦学会经学，就有了参加科举的资格。然而自清初以来的文字狱，导致文人墨客风声鹤唳，不学无术的情况下，不仅会被罢卷，被官府从文章上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更有可能牵扯到性命之危。
文人学士但凡在文字中稍露不满，疑惑有讥讽时政意味，就兴大狱，进行株连。
“鹿兆谦资质不错，可先生迟迟没有教他经学，恐怕就是担心他性格叛逆，语出不逊，可能会牵连到自己，所以迟迟不肯传授经学……”
白贵恍然大悟。
人皆有自保之心，徐先生这也是无可厚非，怪不得他。
就如一些老手艺人，传授徒弟手艺的时候，往往会考验三年性情，性情要是不合适，宁愿死，也不愿将手艺交到品行不良人的身上。
雍正四年的“维民所止”案，就是一场科举文字狱案，当时海宁人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所用试题用了《诗经》的“维民所止”一句。就有人说他居心叵测，“维止”意在削去雍正的头（雍正二字去其上面的字划，就是维止二字。）。
恰巧，民间有传闻说，雍正死后，首级不翼而飞，下葬时用的是金头代替，埋在了易州的泰陵地宫。
对了，这个查嗣庭就是金庸的祖宗。
因此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报复雍正皇帝，说乾隆实际是汉人，他的弟弟就是陈家洛云云，意思就是雍正被人带了绿帽子。还有在《鹿鼎记》里，更是以“维民所止”文字狱案开头，详细写了先祖查嗣庭的冤屈。
可以说，因科举而起的文字狱，屡屡皆是，不可胜数。
“当然，还有一点，你的年岁有些大了，若是学的再慢些，参加科举可就晚了……”徐秀才笑了笑，说道。
“……”白贵。
“你也不可自骄，学习经学之余，一些对你有裨益的发蒙书也需要学习。”
徐秀才告诫道。
有了千字文打的基础，白贵学习弟子规进展很快，这是三言韵文，不过千余字，朗朗上口，在课堂上，他就已经将其全篇背了下来。
只不过背了全篇，还不够。他需要一字一句的斟酌揣摩。
如果说经学是圣人之言，那么这些发蒙书籍就是将圣人之言提炼成幼童能够理解的程度。
比如弟子规的首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