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赚钱的部分，估计还是从大明采购物产，然后转手运去南海卖给西班牙人。
当然现在这些从大明采购的物产又增加了一条理论上的销售渠道，既然在背后主持此事的是一名日本商人，那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商品也会被运去日本发售。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古来有之，每年到大明采购各种商品的日本商人也并不鲜见。虽然从1635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就已经开始施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大明和荷兰却是唯二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而且限定要在长崎完成交易，大明的各种商品依然能够因为这种特殊待遇进入日本市场。
不过除了德川幕府所规定的这种交易方式之外，一部分经营海贸的地方藩主也依然会自行与别国进行贸易，比如对马藩的宗氏与朝鲜国，萨摩藩的岛津氏与琉球国之间的贸易。而一些产自大明的商品，也会通过这种间接的贸易渠道流入日本。
随着调查工作在福建海峡地区接连不断地取得进展，更多的真相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去了掩饰之后显露出来。情报部门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对手在福建海峡地区组织安排各种事务的负责人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过考虑到对方一向行事谨慎，这个用来公开活动的身份也未必就是真实的。
仅目前在漳州、澎湖、高雄三处地方所发现的商业机构来看，对方在布局方面是下了相当大的工夫。这不仅需要充裕的资金作为支撑，更得通晓各国商贸情况，还要有统揽全局的能力，这绝非普通的商人所能做到的事。
日本商人具有这么强的操作能力吗？情报部门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日本商人在海外的活动范围远远比不了汉人海商和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其眼光见识和经营意识自然也会跟一流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个田川健司在福建海峡地区所做出的部署堪称优秀，如果不是海汉情报人员在宿务查到了相关的线索，将调查重心放到了福建，那这些伪装起来的商业机构只要不主动暴露，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其真正的身份。这样的厉害手段，在海汉情报部门过去所遇到过的对手中都是不多见的。
那么这个田川健司究竟是何方神圣，便成了情报部门当下要调查的主要问题。目前除了其名字和样貌之外，情报部门并没有获得其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也不清楚此人的行踪。被抓获的嫌犯中虽然也有数人曾与田川健司有过接触，但掌握信息比较多的头目都仍是咬死不肯松口，透露关于此人更多的内容。
但只要方向对了，以海汉的执行能力和行动效率，要拔除对方安插在海汉控制区的各种商业机构就不是太难了。执委会在接到来自澎湖和高雄的报告之后，立刻修正了之前的计划安排，将针对大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面积排查，改为了海汉控制下的各处贸易港全面自查，以消除类似正福记、正源记这样的隐患。
这样的安排倒是成功解决了外交部之前所担心的问题，海汉军在大明沿海地区的抓捕行动如果引发地方官府的误会和抵抗，很容易会产生武装冲突，而将排查改为自查之后，就取消了军队出动到大明沿海地区的所有行动计划，自然就将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消弥于无形了。
不过这个调整倒也不会让海外驻军就此清闲下来，在各地的戒严和抓捕工作仍需出动驻军的精锐部队，但相较于到大明境内的陌生环境中执行任务，在自己地头上动手不但省去了舟车劳顿辛苦，而且因为环境熟悉，行动期间也会顺利许多。
继福建地区之后，在福建泉州，珠江口的香港，以及浙江宁波舟山定海港也先后查获了几家性质类似的商行商栈。这些商业机构虽然名字和经营内容都有差别，但其经营模式却与福建那几家几乎一模一样，只要照着在漳州查获正福记的几个条件进行筛选，便让这些原本掩饰得极好的机构很快曝光。
而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搜查抓捕环节也更为顺利，后续查获的几处地方都没有再爆发激烈的对抗，而从其经营场所查获的武器和账册，都表明这些商业机构是有同一个幕后老板。
“通过我们目前查证的结果，可以判断这些商业机构的经营者都曾接受过同样的培训，所以不但经营内容和手法类似，而且就连藏匿枪支的地方，还有记录来往账目的习惯，都全是一样的。”在来自各地的最新情报汇总到三亚之后，何夕代表安全部向执委会汇报了调查进展。
“你的意思是，在我们所不知的某个地方，有人办了一个掌柜培训班，成批培训这种小型商业机构的经营者？”施耐德三句话不离本行，听完之后便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了何夕的说明。
“施总这么理解倒也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机构的培训对象都经过了专门的挑选，跟普通人还有些不太一样。”何夕笑着应道。
“哦？有什么不同？”施耐德好奇地追问道。
何夕应道：“这些经营者对自己的生死看得极淡，有些人似乎在接受这个差事的时候就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把这差事当作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工作。我实在很好奇，幕后主使者是从哪里招募到这么多既懂经营商贸，又能充当探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