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的份额，而盐、茶和酒的专卖收入是常规商税的三倍还多。
就如历史上北宋天禧年间的商税及专卖收入情况，其中商税约为550万贯
，酒的专卖约为1017万贯，茶为330万贯，盐为340万贯，金银铜总共197万贯，总共2434万贯。
前世网上说北宋每年七八千万贯，甚至上亿的财政收入，不要被这个数字麻痹了，提出了通货膨胀，是要比唐朝好点，但好不到哪里去。宋朝之所以收入这么高，专卖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且税赋很重。
而且这所谓的一贯铜钱，可不等于一两银子。在明朝以前，中国都是银贵铜贱，因为白银产量低，还达不到市场流通所需的数量。
知道明朝中后期，因为欧洲新航路开辟，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才让白银成为了正式流通货币。而在唐朝和宋朝，因为银子数量稀少，造成一两银子可以换不止一贯铜钱，而且在宋朝更夸张，甚至能换两三贯，甚至四五贯。
就算是宋朝再怎么挤水分，也比明朝好点。明朝的税收是真的坑，作为大头的商税没收起来，一年中央财政收入居然只有几百万两（不算其他的实物，算上大概有两千多万两白银），甚至不如一些江南富商。
而此时的唐朝，相比于盛唐时期，物价也贵了不少。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财政收入甚至高于天宝年间，有物价高的原因，也有盐铁等专卖收入的原因。
不过对于朝廷开源节流一事，内阁这六名学士的意见也不统一，也很简单，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
“陛下，臣认为应该趁机把四项专卖权都收回来，并适当抬高价格，到时候朝廷收入就会大幅增加，甚至能翻几倍。”最先发表看法的就是李愚。
他这观点倒也没错，仅仅是把酒的专卖权收回来，然后价格翻倍，每年就能给朝廷多带来二十多万贯的收入。若是都收回，朝廷的财政
收入甚至能突破三百万贯，甚至更多。
“陛下，臣也附议。”杨赞图也点头支持。
这都是属于世家出身的人，看待的只是朝廷利益，自然不会管百姓的疾苦。
所以二人一说完，便有人站出来反对，即普通百姓家庭出身的王泽宏，“陛下，臣认为可以收回专卖权，但没必要提高价格。例如食盐，上至权贵，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用到食盐。若是提高食盐价格，对权贵或许没什么，但无疑会增加黎民百姓的生活负担，到时候生活更加疾苦。”
王泽宏都站出来了，冯道也不会落后，严格来说两人的出身差不多。
就六名学士，一下就有四人分成了两派。李柷没有评论，转而看向李青阳和归系，“李青阳、归系，你们的看法呢？支持他们其中一种，还是有其他的看法。”
“陛下，其实臣更建议增加商税比例。如今朝廷的税法依然沿袭德宗年间的两税法，对于商人的税收是三十抽一，这个税率的确比较低，臣认为可以适当提高到二十税一、甚至十税一。”归系补充道，但并没选择支持先前两边任何一边。
听到归系提议把商税提升到二十税一，甚至十税一，前面四人都不禁吸了一口冷气，这人更狠。
他们争的也不过是要不要把专卖翻一倍，归系倒好，居然敢直接翻两倍。
可这在李柷眼里，这倒是没什么，毕竟后世世界主要国家的企业所得税都是五税一（20%）、四税一（25%），什么二十税一、十税一，真的很难让他产生波澜。
但不可否认，这是好办法啊。
商人本就是有钱人，不从这些人手上割肉，难道还逼着农民造反不成？突然就来十税一或许有点狠了，但二十税一倒是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