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另一种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符号上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是“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为卜筮工具符号的一种称谓。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卜筮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卜筮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卦说来说事情，与引用《周易》内容称谓是不相同的。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史墨又是个双面人物，一面能理性的分析认识社会，一面却又是个巫术迷信者，这正是理性与迷茫相伴而行的时代）。
《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八卦取象内容和易卦八卦取象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卦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周易》的表述与说法的内容也多了。我们在举《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里记伯廖直接引《周易》里的《丰》之《离》而论事理，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丰》之《离》文辞内容来论说郑公子曼满的行为后果。到《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蛊》里字意与取象论事，也同样没有引用《蛊》篇里的文章内容。但是通过对“蛊”字的解释和《蛊》里的画符号的八种物象来论事理，这在《左传》里是交待的比较清楚。这医和与伯廖发生的事情已过去半年多世纪了。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又过去三十多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里的说法则又不同了。已不再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这《左传》里记录最早出现的用《易》称当是韩宣子适鲁所看见的“易象”，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而三十年后，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
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里的“《易》卦”说法，虽说法并不明析，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但从“易卦”里的“卦”说，和直接点明“雷乘乾”这种八卦说，我们认为更可能是指春秋《周易》文本之外的卦书《连山》或《归藏》。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卜筮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总之，由《左传》一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