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性，臆测性，诗意性的局限。常常缺乏对客观事物复杂关系的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
古希腊哲学则比较注重逻辑思维，喜观对事物作细致的解剖和严密的推论，由此形成比较发达的抽象思维及一整套逻辑推论的方法。
东方思想核心，不在于增进积极的科学知识，只在于能够“明于治乱之道”和宣扬“内圣外王”之道。为统治者述求一种理想的人格，从而为封建氏族父家长制统治服务。
先秦虽然出现百家争鸣，但无不关注的是王制的思想与王制主张，而很少有关注的是个体的“人”或“精神理念”，最终随着王权专制思想的加强哲学滑向神秘主义。先秦哲人们是生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之下，维护的是家长制的王权体制。
古希腊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手工业和农业分工比较明显，商品交换比较发达，城市成为商业手工业经济的中心，城邦林立，每个城邦（国家）是独立的，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没有统一的统治思想。城邦的公民亨有民主权力。他们重视现实，重视金钱，重视自然，为了发财致富，热心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都很重视演说和辩证，重视逻辑论的过程。他们讲求概念的清晰明白。而中国古代哲人，还处于诗性思维，贯用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先秦的诸子之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甚至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和工具。从而削弱了哲学理论自身发展及相对独立性。因没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形式逻辑，影响了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所论之题不是只言片语，就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
特别是古希腊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人们很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梭伦政革之后，实行民主政治和陪审团制度，演说和辩论十分流行，演说甚至成为当时成名致富的途径。城市有专门教授演说术，修辞术的学校。这些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研究，推动了形式逻辑的充分发展，以至于对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希腊的这些在古代中国都不曾出现。先秦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诗性思维地步。这正如张光直所讲的两种世界模式，在中西的产生。一个是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另一个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
我们通过以上中国古代与古希腊文明之比较，即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对比，不难发现，导致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是与其背后的经济方式有关，即商业与农耕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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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一个是“商业”的王国，而另一个则是“农耕”的王国。通过中西经济方式的不同来看，也由此不能不承认由原始社会转向文明时期；地理环境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地理条件对民族文化特性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是导致“突破性”或“连续性”的动因。在古代地理条件是民族特定的历史时段中所起着决定性作用。
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或大河文明）文明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路径，即一个是连续性（大陆文明），一个是突破性（海洋文明）。
我们首先认识产生希腊文明的是何种地理环境。即古希腊人生活在何种的地理环境里。
古代希腊包括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半岛是古代希腊的主要领域，它分作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即伯罗奔尼撒三个部分。
希腊本土属于希腊地域的中央，东有爱琴海，西有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它们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希腊本土实际上是诸海环绕的半岛，只有北部与欧洲大陆相连，和古代东方文明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特色相比，希腊则是以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为其地理环境的特色。温和晴朗的地中海气候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典型，既无欧陆冬季的严寒，又没有非洲夏日的酷热。海洋主宰了它的气候。这种冬季多雨，而夏日干爽的地中海气候有利于橄榄，葡萄的种植与生长，即经济作物的种植。
因希腊半岛位于地中海东部中央，希腊人可通过航海很方便地达到埃及，小亚西亚，黑海沿岸，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
希腊文明的最初是爱琴文明，爱琴文明首先产生于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位置优越，海运方便，成为南连埃及，北通希腊的海上枢纽。
希腊文明无疑是与东方文明的交流影响结果，这与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希腊文明略晚于东方文明，从地理位置来看，爱琴海（地中海的组成部分）沿岸，特别是东与东南地方，是东方文明古国。在爱琴海东边是小亚细亚半岛，到埃及这段环海地区，都是东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最早的两河（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随后的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这是发现与使用铁器的最早国家），以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相当今天的黎巴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