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春秋史巫，把卜筮术附在《周易》身上那样，从画符号里附会引申出八卦取象，以类人事吉凶，而说成是《周易》卜筮。而战国后期的“易学”里把阴阳附在《周易》身上那样，把画符号赋予上阴阳之属性。《周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易学”也随着发展。而附会曲解《周易》成为无限庞杂的一门“易学”学问了。这正是没有真正解读过《周易》一书的真实内涵，更是《周易》学术上的阴差阳错，才任人任意的去解释了。
又因战国后期邹衍成为“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者，创五德始终与五行相生说。阴阳哲学也终于为王权专制等级有序制度寻找到一个极富有天经地义上存在的理论学说来。“天尊地卑，主尊臣卑，男尊女卑”，被烙上永世不得变更的魔咒。“天不变，道以不变”。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无不打上了阴阳的烙印。
以阴阳论《周易》之根本，正是庄子或庄子后学者受到战国阴阳学说的影响所致。因《周易》一书里本无阴阳之说，也不是讲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时代还没有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世界。阴阳学说是《周易》的后学。《周易》一书即不涉及自然变化与生成之道的本体学说，也不讲世界本源的生成理论。《周易》不属于自然哲学范畴，而《周易》是为君子讲述的修身齐家治国道理，只是人们无法解读，才造成众说纷纭的说法来。
我们再看近年考古上发现的战国时期资料上所反映对《周易》的说法。
1郭店楚简中(郭店楚墓下葬的时间考证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为战国中晚期)，有一篇名为《六德》的作品中，提到了《周易》。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这里把《周易》又说成是道德伦理秩序关系了。
2在郭店楚简中，还有一篇《语丛》也提到了《周易》。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
这段论述，同样将《周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分别指出其主要功能。这里把《周易》说成是”汇聚天道、人道思想”，大概是西汉表述”天人合一”的思想来源。
到《庄子.天下》篇里所说的”《易》以道阴阳”，把《周易》又说成是讲阴阳规律的。
也就是帛书《要》中孔子所说的：“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
总之，我们从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书籍里对《易》（《周易》）的引用及论述。虽战国时期无疑把《周易》一书恢复到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种经典书籍地位，《周易》已经被洗脱去史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恢复到本为理论书籍的地位。无疑这是时代的进步与诸精英学者的“祛魅”功绩。但另一方面，《周易》学术上，已披上本不是《周易》内容的”天道”及”阴阳”学说，无疑逐步将由八卦符号里的阴阳学说混同于《周易》，一并将“易学”推向神秘的地带。
这里要说明的是，以上说的战国后期的“周易”学术，所面对的是什么《周易》文本呢？是春秋《周易》文本，或卦爻式《周易》文本（今本《周易》）？虽然引用或论述者并没有反映出什么格式的《周易》。现在从古玩市场发现的竹书《周易》（上博简）时限为战国末期来看，战国后期对《周易》的论述更多应是春秋《周易》文本，但无论是春秋《周易》文本，或是卦爻式《周易》文本，都是篡改后的用于算卦的文本格式，只是由“名称繇题”改造成“数字爻题”格式，但内容文字没有变，在史巫手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用来算卦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不过改造成“九·六”数字爻题的格式文本《周易》（今本《周易》），更是阴阳学说下的产物，自然被改造的晚，也更易于附会上阴阳学说。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被篡改后的《周
易》第一部学术成集的《易传》（又叫“十翼”），又是如何对其解释与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