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虽然已发现了《周易》一书里的德、义思想，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周易》彻底弄明白。弄明白什么呢？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面对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之书，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并致力于恢复《周易》里的本来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周易》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不但现在人因考古上发现的资料，而不能正确释解，错把孔子说成占筮者，还是占筮高手，无疑是对伟大孔子的亵渎。而且在后封建时代为了神道设教，在非儒门的杂书里及伪书里同样把孔子说成是占筮者，显然与真实的孔子不相符。
综上而述，虽史巫用于算卦格式的春秋《周易》文本算卦，而孔子与史巫不同，却从中看到了义理内容。这种形式虽是史巫用于算卦，而内容明眼人一看与算卦能沾边吗？根本不是讲财运、寿夭、疾病、天下雨否等事情，而是讲君子的治国方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并看出了门道，发现了《周易》里的“德、义”思想，才发出警世之言，”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虽然孔子学《周易》从中看到的是德义思想，并不像史巫那样是用于卜筮，但遗憾的是孔子晚年好《易》，没有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研究时间，才有《史记》记载的那种遗憾：“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假若再给我数年时间，像这样，我对于《周易》从文辞到义理就可以全部掌握了）。更可况那时也没有考古学，孔子也没能把史巫如何用有“德义”思想的《周易》去卜筮的事情弄明白。当然不明白原创《周易》所用符号的历史演变和原创《周易》被篡改的历史成因，只是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可就连这点理性的思想，被帝制所不容，而无情的掩埋在地下。而在前后封建的《周易》学术上，唯孔子的《周易》学术研究是一面光辉理性的旗帜，可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