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为奇数，是为阳数。把这四个数又分为老、少、阴、阳之数。“六”为老阴，“八”为少阴，“七”为少阳，“九”为老阳。竹书《周易》里已添加上了“六、九”形式。这标明巫史已把《周易》改造成适应于筮术的卜筮来用了。《周易》里的“六、九”之数的来历应是春秋《周易》文本之后到帝国时期增添进去的“六、九”筮术形式。因为《左传》里记述的筮例，所引述《周易》里的句子，既不见“六、九”之说，也没有“阴阳”之说。
揲蓍起卦法需要通过“三变”来得到一个爻画，要想得出一个六爻卦，则需要通过十八变得到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这正是与卦爻符号相结合，而得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来。这《系辞》里的“大衍之数”章，应是前汉人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一段话，正因这段说法，是以今本《周易》（即卦爻式的文本《周易》）为蓝本所说的起卦方法。
古代卜筮，既要通过”神草”，又要通过”神数”，再通过”神启”仪式，把心中的事祷告给”神灵”的上天。通过摆弄那把”神圣”的蓍草老半天功服，才能得出认为已是”神示”的一卦来，就认为所问人事吉凶就在那一卦里了。
我们说以蓍草起卦时，即按“大衍之数”说法，是西汉人传承，又是以卦爻式《周易》(今本《周易》)为蓝本。通过“三”，“六”十八变得出六个或奇或偶的数字（只会出现在“六、七、八、九”四个数字中的某些数字）。要通过筮法上的规定，奇偶数与卦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即“—”与“——”，当然春秋时那套符号里的个基础符号写法是”八”，不是“——”）对应转换（即奇数转变为“—”符号，偶数转变成“——”符号，写在竹简上还是其它物上，以看起出来的是六十四卦里的哪一卦。在春秋时期的筮法中还没有阴阳一说，不过可以以奇偶数的规定转变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后来，即“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出现后，已把阴阳附会到卦画符号里去了。也就出现了老阴老阳筮法之说）。就得出一卦来，这就是“以揲变卦”，即成卦方法。假定揲蓍（即通过六爻十八变）得出的是“七、七、七、八、八、九”六个数，通过奇偶对“画符号”的转换，包括规定的“变数”方法，即可一次完成“本卦”与“变卦”来，不过”变卦”之法是通过今本《周易》的说法，今本《周易》已是数字六爻格式。
那么，“大衍之数”在起卦上适应不适应春秋《周易》文本呢？即《左传》里所记载的筮例呢？一样适应。因春秋《周易》文本虽没有篡改成数字爻式，而是每个“六联体”符号做为每卦首，其后跟着名称和一句话(后称卦辞与爻辞的区分)，这一句话(我们权且称”题目辞”)也与繇辞区别。春秋《周易》文本每篇的结构组合是一个“六联体”符号加名称加一句“题目辞”。“题目辞”以下又是上下排列着六个“六联体”符号，每个“六联体”符号后同样有一个《周易》里符号名称和一句“繇辞”(后改成“爻辞”)。但春秋《周易》文本里不外有了六十四个”六联体”符号和六十四个名称。只要有了这套符号和名称，不论这套符号下”挂”上去的是哲学内容，还是占辞，史巫眼里就可以用”大衍之数”起卦算卦了。关健是把《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演讲成了卜筮工具，而不与《周易》内容相关联。
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变成卜筮符号工具后，《观》里原排序符号变成了卦符号，《观》里原文章里第一个字也成了卦名称。有了这套算卦的符号名称工具，一样用“大衍之数”起卦法起出某一个卦符号，自然就得出六十四卦里某一卦名和内容来。
不过若用“大衍之数”起筮，若有“变数”只能变出每卦后面的六个“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个符号，这就出现的筮例如”《观》之《否》曰”的说法。《否》本是《周易》里的一篇名称，又是《观》篇里一个“繇题”题目名称。不过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在起筮时出现“变数”也只能在每篇里的六个“繇题”符号看变化，这样就很受限制，若变出六个符号以外的符号就无法适应，故在《左传》的筮列中出现只有两种用《周易》里文辞当占辞使用，一是用“题目辞”(后改成“卦辞”)来批断人事吉凶，另一是“繇辞”(后改称为”爻辞”)。因为”春秋《周易》文本这种结构还不适应所谓的“变卦”算法。故到帝制时期把春秋《周易》文本，又篡改“六爻”式文本，为的是好起卦，算卦时不但看“主卦”或要看“变卦”，两卦结合来附会，联想人事上的吉凶。
由《左传》里所记，春秋时期史巫运用春秋《周易》文本（即“繇式”《周易》文本），用蓍草按“大衍之数”筮法，一样的起出六十四卦的某卦，以及这个卦符号里的某一“繇辞”来。不否认春秋《周易》文本，已是巫史将《周易》原创文本改造成筮卜的结构形式。即把《周易》里的文辞改编成筮卜的繇辞形式了。春秋《周易》文本在巫史手里一样的可按“大衍之数”的说法起出卦来，因为《左传》里记载的筮例不单单只是以春秋《周易》文本进行的筮例，而是有春秋《周易》文本以外的卦书筮之的筮例。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