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八卦筮卜是借助卦象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起筮方式推演卜问人事吉凶的巫术行为。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当成筮卜书，必须通过对“画符号”的改造与附上取象的一套筮术内容，才能变成筮卜工具的。
我们通过《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史巫筮卜例子，所谓“以《周易》筮之”，那已不是原典《周易》了。通过那些筮例已知如何用“画符号”里的取象类比、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春秋《周易》文本，一样通过“大衍之数”的说法，就可起出一“卦”，就能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就能通过画符号取象及画符号里的所系繇辞来比类联想人事吉凶了。懂得了“大衍之数”里“十八变”得出某一画卦符号，就可算卦了。这是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占筮里的起筮方法是与“数”有关。起筮（后称‘卦’）是用蓍草（春秋时期）要通过复杂的“数目”推演，把数也看成天地之数，“数”也被赋予上神秘的属性，自然通过“数”而得出一筮（卦），就认为是神示了（本身用蓍草起筮，也是模似天地四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筮以数吉”，所以起筮是离不开“数”。
而后来把春秋《周易》文本按画符号创六爻之说，增添“九·六”之数，把“繇辞”变“爻辞”，赋予上“数”的理念。又通过“数”列并赋予爻位里的取象，如把第五爻说成是王位。总之，是一种附会之说。
自春秋时期，把筮术里的“象”与“数”附会到《周易》头上，从《左传》里留下来的筮例来看，春秋史巫筮卜是要用八种物象（后总结为“八卦”），又要用蓍草来起筮。通过数目排列推演十八次变化才得出一筮（卦），并可通过某一“六联体”画符号取象及借用《周易》里的文辞，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了。蓍本身是有数的，又是通过数目排列才能推演出一画符号（后称卦符号），而龟占就不需要数目字。一只龟，二只龟都是龟，都要通过一只只的宰杀，烧钻看裂纹，以看其形象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两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才有龟是“象”，筮是“数”的说法来。
通过春秋战国筮术的不断运用与象的发展，才有《系辞》与《说卦》里的八卦筮术上的“象”、“数”的理论总结与八卦取象归类。也就有了义理之“象”的论述。才有了《系辞》文里的那么多的“象”说与“大衍之数”的起卦方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系辞》里的这些“象”说，虽多是从义理角度论述“象”的，但归结是“君子属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就削弱了《系辞》里义理“象”说，《系辞》变成了亦筮亦理的东西。
《系辞》里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就是所说的“数”与筮卜的关系。??还有所谓的“九·六”之说，即把“初”至“六”之爻数列里也附加了适应筮卜的东西。如“位”说，天子谓五（五爻），三爻为公位，小人谓四爻位。后人算卦若占出“九五”爻，那就认为是上上大吉的兆示了，这已成为人们习惯的文化认知模式，而爻位之外还附会上阴阳之说。
这以上是汉以前“象”与“数”的发展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