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题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只是谈占卜道理，而并不是讲《周易》是卜筮之书。
这一段话里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总体表述了孔子对“筮”与“德”两者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与史巫是同途而殊归。又担心自己好《易》生怕后世之人误解，强调自己是求其德而已。总之，体现了孔子重视的是《周易》里的“德义”，而不同于史巫用于卜筮，这段话表述的是相当明确。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么祭祀就少了，以仁义去求吉祥，那么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为不就落在后头了吗？”
这是孔子讲筮与德的辩论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以德仁行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后头。孔子希望的是用“德义”武装人们的头脑，那么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没有了市场。但孔子在回答子贡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难到老师也相信起筮卜了）时，有点力不从心了。虽然孔子从自己的一贯立场上讲“德义”，想以“德仁”的彰显，来抵抗“筮卜”迷信的存在，讲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没有针对子贡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力的说明，不过前面孔子已把《周易》一书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应该使子贡明白好《易》不等同于“信筮”。但子贡抓着不放，最终点明“老师难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这里的回答就显得没有力度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政治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这如同承他之后的孟子，同样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孟子不遗余力的在诸侯王门前推销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货”与“好色”的寡人们依“有疾”而来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只有无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占领祭祀卜筮市场，一样的是“乌托邦”。也不因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的倡导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关键孔子没有从从根本上对祭祀、卜筮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启蒙与批判。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祛魅”过程。孔子的骨子里并不想开启民智。他所认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又是“敬鬼神而远之”。对《周易》也只是“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矣”。孔子的学说显然不能抑制非理性意识的存在与膨胀（后封建二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也没能从根本上揭示筮卜类比思维的迷信虚无思想的根源，以及筮卜与《周易》之间是何等的关系。也许孔子的那个时代根本达不到这种认识，反而孔子的《诗》论，助长了类比思维的方式。就连孔子还没有弄明白筮卜与《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但在先秦时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庆幸。可这真实的孔子与真实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会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筮卜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