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引用这句话时，并没有点明出处，不像引用《书》里的句子而称“《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学而》）。但《论语》一书里多有孔子对《诗》评论的话，而少有引用《诗》来说理，也只有一处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无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无臧？’”
这里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引用《诗··邶风·雄雉》一诗里的诗句。但孔子引用时同样是不说出处，而不是说《诗》云。而在《论语·学而》出现子贡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孔子认为可以和弟子子贡讨论《诗》了。
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在《论语》一书里也是唯一一例是孔子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说理那样，同样也没有点名引用句子的出处。但通过《论语》一书里发现孔子对《诗》有过不少的论述。《论语》里记孔子论《诗》有过多次。
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木之名。”
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对《诗》是有着深入的学习研究，才能够发表如此之多的评论。而孔子在引用《周易》一书用于说理的次数虽同于引用《诗》。但《论语》一书里没有记录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虽唯有一次记录孔子感叹对《易》学习的晚了，遗憾若能多活上几年，就能完全弄懂《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了。所以，《论语》一书才没有孔子对《周易》一书如同对《诗》书的那样评论。后人说孔子作《易传》是把圣人抬出来，拉大旗做虎皮。同样从《论语》一书里看到孔子论《诗》与弟子们引《诗》里的诗句论事理。《诗》集也不是孔子编撰的，恐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集了，因为在孔子小时候已经出现了“易象”与“鲁春秋”。
在《论语》一书里虽然没有留下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但留下了孔子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里的句子那样，用于说理。无疑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在孔子的眼里无疑把《周易》一书看为义理之书，这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孔子也说“不占而已矣”，这是否类同于子服惠伯的说法“忠信则可”，“《易》不可以占险”呢？这孔子也认为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吗？若按现在通行本《论语》里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译文是这个说法。笔者手头里有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标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或“精华”的《论语》读本里的译文一个是这样的说法：“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当巫医。’这话真好啊！《易经》上也说：‘如果不能永恒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承受羞辱。’孔子又说：‘这就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另一本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没有恒守，是不可用他做巫医的。’这话太对了。’《周易·恒卦》的《爻辞》说：‘操守不一，变来变去，总会有人蒙受羞耻的’。孔子说：‘这是说没有恒守的人就不必占卜了。’”
这以上的译法含义是基本相同的，都把“不占而已矣”理解与翻译成“没有恒守（或恒心）的人就不必占卜了。”那么，这种翻译出的“没有恒守或没有恒心”是恒守与恒心什么呢？实际孔子已经表述的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这不沾边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