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理，即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上的政治道理。《周易》实属政论文章。《渐》文虽然在写作上有诗的韵律，诗的格式，诗的表现手法，但《渐》文毕竟不是诗，与诗不同的是，《渐》文里如诗的句子里增加了“判词”，这就把诗句变成了判断与论说的句子了。《周易》在文法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巧用“判词”。《周易》里的文章虽有诗之体、诗之语、诗之法，但出现了判断字与词，就变成了说理的文章。“文”的体裁，我们还能从《尚书》里的“周书”（即“西周文”）中看到。从“西周文”里的大量政诰文中看到已是说理文章，即已有论说文的雏形，但相比于《周易》文章，《尚书》里的论说文显然还很不成熟。如“西周文”多是叙事中出现说理，而不像《周易》里的文章，已是成熟的论说文章。《周易》每篇都是在作政治教诲，而且都主旨明确，其论点，论据、论证之间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周易》其文先是命题，然后展开论述，而多数的文章末尾恰到好处地收题，全篇构成一篇论说生动、内容完整的论说文。这显然是与“西周文”的论说不同，是“西周文”论说的突破与发展。由“西周文”与《周易》文的体裁对比，也表明《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周易》文章虽突破并发展了“西周文”的说理文体，但并没有突破“诗性思维”。《周易》论说的特色，表现出诗的格式与手法。《周易》在运用诗的格式与手法的表现上，又灵活地运用“判词”，把诗体变成了说理的文体。这显然又是受西周前期诗作的影响，因为诗作的传播与影响比周初那些官方“诰令”文要大的多。《周易》作者受诗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易》在“诗”的格式上进行了创造，即在诗的格式上运用“判词”，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诗喻式论文。
这种文体应是受西周前期“诗”与“文”影响下产生的“合体”。《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判词”，是有诗体式转向说理式文体。《周易》里的“判词”如：“吉”、“凶”、“无咎”、“厉”、“元吉”、“亨”、“利涉大川”等。这些出现在《周易》文章里的“吉凶”词语，我们称为“判词”，是因为它们是在《周易》文章所论说事理中，所起着判定正确与否的结论。《周易》里的“判词”，所起的作用是判定所论事理的正确与否，可行与否的结论。而不可理解成如《红楼梦》里所给出的那些人物命运的“判词”。《红楼梦》里的判词，是对部分主要人物结局的一种隐语（或“隐喻”）的总结。那些“隐语”不过是所认为冥冥之中命运注定的结论。如《红楼梦》里对薛宝钗、林黛玉的“判词”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从这些隐喻的诗句里隐藏着薛宝钗、林黛玉的命运注定。总之，《红楼梦》里的“判词”类似于秦汉时期的“谶纬”东西。所以《周易》里的“判词”，不要与《红楼梦》里的“判词”相提并论就是了。
我们如果再把《周易》“渐”篇里那些“吉凶”判词去掉，再来读读这篇文章的感觉。
《渐》
鸿渐于干，
小子厉，
有言无咎。
鸿渐于磐，
饮食衎衎。
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妇孕不育，
利御寇。
鸿渐于木，
或得其桷。
鸿渐于陵，
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
这样看来，《渐》去掉“判词”无疑就是一首诗，不比《诗》里的诗歌逊色，更有诗之韵、诗之美、诗之意。《渐》同样以诗之手法，每段用鸿来起兴。这《渐》去掉“判词”，就是一首诗，变成了一首夫妻别离之情的诗。如《诗》里的《鸿雁》一诗，是抒发诗人的情感，其意变成了含蓄美。若加上“判词”就变成说理的文章，就成了判断推明事理的理论文章了。《渐》篇虽是讲述夫妻别离的故事，但这故事是明快向上的格调。通过对一对夫妻的夫征妻守，以鸿雁句句的起兴，更加深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渐》通篇没有哀伤，没有愁怨。作者通过夫征与妇守故事叙述，揭示出一个道理，夫妻别离，是为了保家卫国，也是守土有责，是应尽的义务。这不同于《诗》里一些单单描述别离之苦的爱情诗。此文的作者通过优美如诗的语言，讲述了保家卫国做出奉献精神的道理。并欧歌了默默守望在家乡的那位妻子的高尚情操。如同当今流行的那首“十五的月亮”歌曲，所唱出的政治含义。
《周易》里有很多如诗之句，及如诗之文章。我们认为《周易》文章句子并不难懂，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周易》里一些文章句子是接近《诗》里的诗歌风格与写作手法，甚至比《诗》里的一些诗还易懂。我们就是要通过《周易》与《诗》里的诗歌来对比，寻找出《周易》产生的时代来。
我们通过《渐》文来看，就是一首优美地诗歌。而《诗》里也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不妨看看这首诗的写作手法与思想内涵。我们现将《鸿雁》一诗抄录如下：
《诗·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