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若给今本《周易》下一个较准确地定型时间话，笔者意为今本《周易》定型的时间，应是帝制时期。今本《周易》是帝制时期里的产物，是与帝制时代里的文化背景相吻合。我们由以下内容来说明：
历史上由王称帝，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始创，而在战国晚期秦、齐两国曾一度称帝号。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常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君(即齐平公)，自任齐相，史称田氏代姜齐。中国历史也就相继进入战国时期，而战国时代的特点，在于战，即所谓“诸侯力攻，争相并”(《史记·秦本纪》)。在战国激烈的争雄称霸斗争中，田氏齐国历经三代的努力，举贤揽士，富国强兵，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因田氏齐国在破格举用本国人才的同时，更设学宫，广揽天下贤士。在田桓公午时，就于齐国都城稷门外创办了稷下学宫。到威王之时，不惜耗巨资，大兴土木，扩建了学宫，国内外学者汇于稷下讲学、争鸣，使稷下学宫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中心。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给稷下学士们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经济上给予优厚待遇。列国的知名学派：儒、墨、道、法、名、杂、兵、农、阴阳、纵横、小说等各家代表人物，均聚稷下学宫。齐国执政者，充分发挥稷下贤士们的作用，让大家在此讲学、议论、著书立说，并积极干预时政，为齐王出谋划策，帮助他进行政治改革，发展经济、富国强兵。
而这田氏齐国正是敬仲完的后代，到齐威王时齐国已是“最强于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战国策·齐策一》），至湣王时，乃“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盐铁论·论儒》）齐国在列国里数一数二的强国，这些历史情况，也正是《左传》里出现的一占、一筮里被假托所谓‘神示天机’出的事。我们无意争论《左传》一书的成书时间及作者是谁，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就是无论是写《左传》的原作者所写，还是后人添加的那一占、一筮里的‘预言’，说明作者是生活在战国后期，否则不可能写出那种‘预言’的。那‘预言’里，无论是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还是说“代陈有国乎？”、“必姜姓也？”，已说明了《左传》的作者是知道战国后期齐国强盛到没谁能比的史实（即“莫之与京”）。确实，到了齐威王、宣王、湣王，齐国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左传》里能够知道战国后期齐国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左传》一书里并不知今本《周易》，也由此证明今本《周易》在战国后期还没有定型的事实。
到战国晚期，西秦也由于经过上百年的改革与发展，已是列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秦与齐成为二强。这时秦、齐两国都不愿再与五国平起平坐，因七国的国君都称王了，就显不出秦、齐地位的尊崇了，又开始酝酿升格了。最先提出称帝的人，是秦相穰侯魏冉。《韩非子·内储说下》载：“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行，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乃能成也。”秦国想称帝，但担心齐国不同意，可见齐国的实力之强，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只有让齐国也称帝，秦国才能达到称帝的目的。秦昭王（公元前288年10月）派魏冉去齐国，说服齐闵王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齐闵王答应了，于是秦、齐正式称帝。称帝的用意，也是为了称霸天下的目的，即“以上伐下”也就名正言顺了。
“为适应这一政治需要，稷下先生们自然要纷纷行动起来，为齐国称帝制造舆论，进行筹划准备。而最热衷于此的，理应是推崇管仲、念念不忘桓管霸业的齐地土著一派稷下先生。他们在前此的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将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融为一体，挖空心思地为齐王称帝设计了种种方案。根据帝制的需要，对“圣王”、“天子”在不同季节的政令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饮食、起居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求与阴阳的运行和五行体系相配合。这些设计，就记录在《幼官》等一组文章中。”（中国民俗学网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作者白奚）
以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体现于《管子》书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中。如《四时》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日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
这就将木、火、金、水、土五行与春夏秋冬四时节令配合起来。又如《四时》云：“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他们认为阴阳的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所以管仲学派主张统治者要严格按照四时的运行变化而作为，施政一定要配合四时与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