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因有事而先期到南京的胡适，参加了这次盛会。
10月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等几位知名学者去武大讲学。
第一天要作主讲的是胡适和李济，胡适不用说了，大名鼎鼎，名震中外。可是李济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但当时武大没有设置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考古不了解，所以对李济就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仰慕胡适的大名而来的。当胡适、李济两位大师同时出现在讲台时，就非常微妙了，如何安排两位亮相呢？真是考验周鲠生的智慧。
哪知，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客，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呀！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
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了前台，他说：“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学富五车哩！他非常谦虚，却要我来‘跳加官’（跳加官是指古时候演戏，名角出来之前，要有一个普通演员先演一段给名角预热）。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也是来听李济之先生讲座的。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博古通今、造诣深厚，听他的讲座就是一种富有历史厚度的享受呀。”接着，胡适带头鼓掌，请李济演讲。
被名震天下的胡适如此推崇，人们当然不能不对李济肃然起敬，而李济却说：“二位校长都是大师，却让我先讲，那我就献丑了。”
李济讲演完后，胡适才开讲。那一天，台下的大学生们都听得非常安静，收获甚丰。
显然，周鲠生把两位学者的出场安排的进退得体，巧妙自然，真是煞费苦心，达到预期效果。而三位大家的谦逊、朴实的处事风格也因此而一展无余，着实令人钦佩！
其实，此前，李济和胡适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倒是此番来武大讲学增进了两个人相互间的了解。
据李济回忆说，在武大期间胡适和他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解一解乏？胡回说，太累了，自己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去擦，就免了这次吧。李济很有感触，说，他自己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么周到。受到这个启发，李济以后也注意到自己动手擦净浴盆的事。
胡适还建议李济，演讲之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另外，还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李济后来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果然有理。
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李济说，和胡适在一起，时时处处能体会到他对朋友、对别人的关心。
这一次，胡适在武汉大学住了三天，演讲十次，讲到最后喉咙都哑了。虽然很辛苦，但胡适自己却很高兴，也很满意。
尔后，胡适又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在杭州时到浙江大学访问竺可桢校长，并在浙大演讲。
此次南行，胡适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在杭州讲《自由的来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说到家是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一方面，他希望国民党能包容中共和其他反对党。另一方面希望中共放弃暴力，走议会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这一点，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
这次南行，胡适有意外收获，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水经注》，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重校本”确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
胡适回北平不久，就为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为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