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政潮动荡。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则坚决不肯继续代理国务总理，总得有个结果。
徐世昌虽然见多识广，面对这样的时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请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
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非法国会所产生的“总统”。
为了控制政局，三月十二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
无论如何，不能长时间的无政.府，便于四月八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
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世昌有四点考虑：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但当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此说法有法理根据，逼着徐世昌于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
这一手更糟糕，不过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无一点帮助。
直奉双方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的缓和，而是越发剑拔弓张。
西方国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
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
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驻军。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
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这些列强显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对局势已经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
这两位山东军人是有渊源的。
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后卢虽贵为浙江督军，可吴佩孚已经是两湖巡阅使。
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虽然通电附和，但也有这样的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
当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很不屑：“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的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也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
到了四月初，张作霖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
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
四月十五日奉军接着入关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十六日李景林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十七日张作霖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派马队进驻通州。
进关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四月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曹氏兄弟看来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对于奉军的进兵非但不予阻止，而且节节退让。
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
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便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
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