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安伯入镇抚司诏狱起，朝局最一次动荡不安起来，起因是堂堂三品诰命夫人敲响了登闻鼓。
这一日，姚颖早早地起床梳洗后，穿上一身白衣，吃过早饭，让公上缨带上了章子俊的传家宝，那只不锈钢大号保温杯，而公上缨却是穿一身黑衣，出了姚府，直奔登闻鼓院而去。长安右门外路北，这个地方是为了方便上访的百姓击鼓鸣冤用的，而在大明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所围成的这个T字形广场周边，则是中央一些重要机构的衙门，而且这些衙门也基本上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分布。
六部中的刑部则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北京城是仿照南京兴建的，而南京的刑部就是独树一帜，领着大理寺和都察院这两个衙门（三法司）一起跑到了玄武湖附近安家，也就是位于南京的北郊。因为北方在五行中属水属阴，因此这种动刑的地方也就放在了北面。实际上这样可以让刑部大牢远离皇宫，皇帝也可以不去听那些冤鬼们的凄厉喊声。北京的规划也继承了这一点。
而刑部的选址则更加“贴切”位于紫禁城的西面，西单附近。西方属金，主杀，这就更加符合刑部的特色了。而明代的刑场，也选择在了距离刑部不远处的西四牌楼。
一般百姓上访都集中在东西长安街南侧，面对面坐着一些官员，坐东向西的来自五府，坐西面东的来自礼部衙门，其中吏部的主笔坐第一座，主持判案；刑部正堂坐第二座，主管审案定罪；都察院坐第三座，主管检查和审核。
被带上来的犯人如果没有什么冤情，就要面向北跪着，如果有冤情的话，则面向西向主笔喊冤。
登闻鼓院的鼓不是一般百姓要敲就能敲的，自明太祖朱元璋复设立了登闻鼓，并设有专人管理，一有冤民申诉，皇帝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可是大明经历了百年后，早就把明太祖的话“忘了”，朱元璋精力旺盛，到了子孙辈后，连上朝也跟打酱油似的，早就给废了。“登闻鼓”已经沦落为一种形式。
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接受文武官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建议有关朝廷政事、军事机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请求恩赏，申述冤枉，贡献奇异术等，如不能依常规上达皇帝，可先到登闻鼓院呈递事状，如受阻抑，再报告登闻检院。南宋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粮料院、审计院、官告院、进奏院合称六院。到了辽属门下省。金掌奏告御史台、登闻检院处理不当事。明朝接受父母兄弟夫妇为人所冤杀者申诉。登闻鼓院，隶司諫、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
在古装影视剧中，常常有这样一副场景：某个蒙受冤屈或者要打官司的老百姓都会跑到衙门旁边敲鼓，接着县太爷就会升堂审理案件。于是，很多观众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老百姓只要有什么官司就会跑去敲那面鼓，但实际上这是古装影视剧传递给大家的一种误导，这面鼓老百姓可以敲，但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能敲，要敲响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如果一个老百姓因为张家偷了自己的狗，李家占了他的地而去敲了这面鼓，县令接到这种案件非但不会受理，反而会让官差把他押下去打个几十板子先。
什么上京敲鼓，只是一个说词，而不是真的去敲皇城外的登闻鼓，要想见皇帝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百姓都不能说见就能见的，一般是皇帝招见大臣，那么如果有冤情击登闻鼓能不能见到皇上本人？任一朝代均无大臣击鼓求见皇帝的，从宋代以后在府县官衙门口倒有鼓，百姓有冤屈可以击鼓上告，府县长官应当受理。但这仅是理论上的，事实上很少有这类事情发生。基本的诉讼还是以递状纸为主。
百姓是根本无缘求见皇帝的。至于大臣，要想晋见天子也得通过管事太监传达，不是你想见就见的。别说击鼓，就算鸣枪放炮也没用。
一旦登闻鼓响起，必有惊天大事要发生了，登闻鼓院外有门禁守卫，只因门禁守卫看到的是二位女子而来，还当是谁家的内眷也不当回事，等近了身后要么是问路又或是求见谁谁，可是想不到其中黑衣女子上来左右一个肘击，给干翻在地，而另一白衣女子直接冲入院内，登上了鼓楼。不由分说拿起鼓槌正准备敲。只听到边上一人道：“这位夫人，先不要敲，有什么冤情可先申诉，一旦鼓声响起，纵有冤情也是要先挨二十板子。”
喊话之人正是司直，姚颖一听也不多话，就随身拿出一本奏折状的东西，直接扔给了这位司直，司直打开“诉状”慢慢地看了起来，此时鼓楼下面已经围满了许多人，有的看热闹，有的在大呼小叫着让禁军前来。而公上缨手握软剑拦着上楼的通道口，不让下面的人上前。
还没等司直看完“诉状”，登闻鼓随着姚颖手中的鼓槌敲击之下响起。一声紧似一声，立马就惊动了六部。因为六部距登闻鼓院最近。
三品诰命夫人敲响了登闻鼓，司直手中拿着“诉状”看后已经惊得头上冒汗，在鼓声中放眼一看，这事六部中都不适合处理，立即把“诉状”报请登闻检院。
姚颖在这份“诉状”中，不是什么替平安伯求情，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