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个因素，高弦砸钱换时间的战略，就更划算了。
比如，香江金融街所在的这一大片地皮，由填海提供了大约二十公顷的部分，将海岸线最多向前推进了三百五十米，而做为香江新机场建设计划的核心工程之一，这个填海工程的规划，早就提出多时了，趁着一九八七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灾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干净利索地于当年底之前启动，用了二十亿港元出头的资金，便完成了，比“老剧本”节省了数亿港元，至少百分之十五的幅度。
高弦这种只有他才能提前深刻明白价值所在的砸钱换时间战略，在香江金融街所在地皮的开发上，表现得可谓更加淋漓尽致，地面上的摩天大楼、地下的地铁站，只要施工条件具备了，就都各自平行地向前推进自己的工作。
今年下半年，新码头、常青酒店和常青苑陆续投入使用了；地铁站、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等，也将在明年，最晚后年，依次投入使用。
常青酒店和常青苑正式启用后，便着手香江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接待工作了，而高弦砸钱换时间战略的成功之处，马上就体现出来了，如此高端的星级酒店和酒店式公寓，堪称一房难求，再实力雄厚的财团，想要近距离接触香江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人脉资源，都要好好地动一番脑筋。
说白了，香江金融街做为香江发展投资基金的一项庞大的重要固定资产投资，它在香江发展投资基金财务报表上，是一种称得上健康的体现，不存在隐形坏账。
所谓隐形坏账，随便举一个例子，银行有笔一百亿的债务到期了，那家公司根本还不上，但银行或得罪不起，或其它不可明说原因，只能债务延期个十年二十年，条件是利息像模像样地提高了一丢丢，账面上四平八稳，但隐形坏账的风险，就是实质上提高了。
而香江金融管理局的外汇基金、香江发展投资基金、香江金融街管理有限公司等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被高弦控制得，才叫真正的四平八稳。
威拉德·布彻在用洛克菲勒中心建筑群之于纽约的重要性，恭维了香江金融街对于香江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之后，便又表达了另外的由衷钦佩，高弦实际掌控范围之内，无论是香江金融管理局一系，还是高益、高兴一系，几乎都没受到这次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严重衰退重灾区的冲击，实在太英明了！
用洛克菲勒中心比喻香江金融街，难免存在一些主观因素，旁人接受与否可谓全看心情，而在这场全球经济衰退当中，高弦的英明领导，就属于客观了，毕竟，亏损与否这个结果，就摆在那里。
大约每隔十年就闹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粉末登场的时候，各有各的特点，进而对资本圈子里的大老，所造成的冲击，也不一样。
面对这次的一九九零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米国大通银行主要被两大问题困扰，一个是欠发达国家贷款的违约，另一个是房地产商贷款的违约，其它的华尔街巨头，也存在类似的境遇。
显而易见，国家层面的贷款问题，不是谁都能掺和一脚的。
大卫·洛克菲勒担任米国大通银行的一九七零年代，他能把米国大通银行的办事处设到苏联和中国的首都，要知道，那个时期冷战正酣，由此可见他的能量了，不难想象，米国大通银行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市场的业务开展程度。
地产危机这次波及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比如在英国，由于伦敦金融城实在太小，而仍在建设中的新金融核心区——金丝雀码头，便出现了萧条的景象；米国地产市场的例子就更容易具体地理解了，那个在“老剧本”里的将来，坐上米国总统宝座的不靠谱，现在主要的商业身份是地产大亨，他就陷入经营危机了，和主要的贷款银行花旗银行有的博弈了，甚至于花旗银行自身，也可能要改头换面了。
欠发达国家贷款问题，高弦几乎没有涉猎，因为这种生意，第一是一种老牌生意，而高弦的底蕴明显年轻了；第二需要国家层面的筹码进行保障，可高弦只能借力打力，没有直接掌握的那种级别资源，自然没必要去惹一身骚了，在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银行新业务，岂不美滋滋。
至于地产贷款问题，高弦倒是深入牵涉其中了，但香江置地旗下的万国置地，在英国包括伦敦金丝雀码头物业开发在内的地产业务；高兴实业在加国、澳洲的地产业务；海湾西方公司的地产业务；以及被深刻影响的霍华德休斯集团的地产业务，都明显游刃有余，根本没有不靠谱的地产王国，那种破产重组的巨大风险。
至于高弦在香江把控的地产业务，甚至也处于低谷时期的整个香江经济系统，就更都表现得有条不紊了。
难怪威拉德·布彻要因此送上自己的膝盖了。
高弦自然不想把格局限制在相互吹捧的层面，他总结道：“亚洲这边被媒体称之为四小龙、四小虎的新兴市场，和北美、西欧市场的广泛衰退比起来，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这应该就是新兴市场所特有的生机勃勃。”
威拉德·布彻点了点头，“通过我如期退休，托马斯·拉布雷克接任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希望新的管理层，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