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即将从香江外汇基金管理局升格而来的香江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一职，几乎就摆在高爵士随手可得的面前，对一位未来中央银行行长的诚恳交流敷衍了事，那真是交情薄如纸了。
所以，最终格林斯潘还是拿出了他没有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和高爵士探讨问题时的那种畅所欲言，回答道：“其实，米国建国以来，经济政策虽然表面上杰斐逊主义占着上风，但汉密尔顿主义始终都是决策的一个选项。”
新任美联储主席话里提到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是米国的两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前者是第一任米国国务卿，后者是第一任米国财政部长。
如果以最容易留下印象的八卦方式，去记住繁杂枯燥历史人物名字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是和时任米国副总统阿龙·伯尔决斗，最终因为枪伤不治而去世的那个。
简单来讲，在经济领域，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各自主张相互抗衡，前者笃信“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去主导经济，放任自流，即小正府模式；后者开创了国家强力干预、发展经济的崭新模式，即大正府模式，客观上使新生的米国快速经济起飞，甚至“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现在里根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本、南韩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都能从中发现其精神。
在就职仪式上，格林斯潘表态，自己会像前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那样抑制通货膨胀，从沃尔克的履职经验来看，这可是一个牵涉领域越来越广的工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那一套，绝对行不通。
高爵士的私下交流，属于进一步、更具体地探明格林斯潘的原则，当然了，最为重要的，也是做铺垫。毕竟，格林斯潘这个美联储主席在国际上树立起威望，终究需要一段时间，无非是以米帝的牌面，很快而已，但在这个短暂空隙里，足以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中汇率、利率博弈的一个关键变量了。
此时，格林斯潘实实在在地给出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回答，让高弦很满意。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疑问，高爵士在探讨当中，看空米国股市，是否突兀呢？
还真谈不上，现实情况是，不少米国精英对当前火爆的股市行情，已经有点战战兢兢了，纵观一下道琼斯指数，就能很简单明了地理解这种心态了。
一九八零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香江股市因为香江的特殊气候，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回暖，而米国股市早在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便开始反弹了，道琼斯指数重新回到了一千点以上。
在《广场协议》签署的一九八五年的年底，道琼斯指数第一次冲上了一千五百点；仅仅一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年初，道琼斯指数又创新高，达到了两千点；还不算完，才过了六个月，道琼斯指数再破记录，迈上了两千五百点的台阶。
在这种狂欢当中，一九二九年华尔街大股灾血淋淋教训所留下的伤痛，让“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论调，充斥在市井之间；华尔街的不少分析员，也参考着历史数据，加入赞同的行列，进而形成了很明显的悲观情绪。
甚至不乏米国金融精英，结合对米国经济景气程度、通货膨胀、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利率、汇率、米国国债收益等等变量的分析，把“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时间，预测到八月底九月初前后。
另外，近些年米国资本市场的乱象，比如伊万·博斯基、迈克尔·米尔肯这些弄潮儿的违法行径，开始被米国司法机构调查，无形当中给此种悲观情绪，多提供了一个正义的理由；而今年派拉蒙推出的那部电影《华尔街》，能够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绩，未尝不是讨巧地迎合了当前的普遍社会心理。
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爵士在私下探讨当中，也担忧米国股市“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属于再正常不过地，从众多观点当中选了一个而已。
高弦自然而然地顺着这个逻辑，继续往下说道：“当前全球股市的联动程度是空前的，由于这个全新的情况，恐怕米国股市一旦出现大调整，便会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传导开来。”
这个推论挺新颖的，只有高弦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充分发挥了信息金手指的能力，才能如此笃定全球股市要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新趋势，并让格林斯潘听到心里去，换成普通人，充其量就是一个新颖的观点罢了。
从中，格林斯潘自然能品味出高弦那自然而然的动机，和发乎内心的善意。
高爵士将成为香江崭新的中央银行的掌门人，肯定关注香江股市被米国股市拖累的可能；而米国股市的表现，对如今的美联储主席，有着一种微妙的重要性。
说白了，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在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内，铁腕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米国经济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间的衰退，用民怨沸腾形容都不过分，但今年保罗·沃尔克急流勇退，外界作出的反应也是功成身退，还不是得益于这些年，米国股市红红火火，一俊遮百丑。
有了这个美玉在前，和保罗·沃尔克一样把抑制通货膨胀，做为自己最重要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