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地方，有”爹疼晚崽爷疼长孙“的说法。虽然，七十年代，很多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对于我家来说，父母算开明的。
父母对于我们姊妹六个并没有过多区别对待。只是对于我哥会少让他干些家务活，而在吃穿用度上，父母不会同其他“重男轻女”的父母那样虐待我们姊妹。而且，父母尤其看重教育，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愣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读书。
父亲父辈的人都有些文化，他自己肚里也有些“墨水”，是大队里的书记，他深知“文化”的重要；母亲大字不识几个，自己的名字还是在“扫盲运动”时学的，但她却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同她一样！
那时候，大家都穷，我的童年里甚至没有玩过玩具，但我特别快乐！我想那时候的孩子应该都是快乐的吧？
因为是家里的“幺女”，特别深受父亲的“宠爱”，导致我简直就是家里的“小霸王”与“惹祸精”。
一般情况下，我在家走路，那都是“横”着的，若有哪个姐姐或者是哥哥惹我不高兴，那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一般不哭鼻子，但是我有很厉害的“站功”和“饿功”——不哭不闹，直挺挺站着，不吃饭！我只要一发起我的”站功”，兄姐中就必定有人要“遭殃”了。
每每我闹“站功”，父亲在训斥完兄或姐后，便来哄我开心。父亲的方法很简单，屡试屡灵，其他人则不管用。
那年代，难得吃一次肉，大多是过节或者谁家“红白事“才能吃上一两顿。（注：红白事：方言：结婚或者办丧事）；再就是过年可以大吃特吃。
那时，家家养“年猪”，到约莫腊月二十五六宰杀，腌几天，挂到“火炉”上方的木架上（火炉：方言：在厨房挖个深约莫二三十厘米，长宽五十到一百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坑，然后用砖头把四边砌好，以用于冬天烧木柴烤火，这就是“火炉”。火炉大小取决于家里的人口多少）。熏至肉色发黄，就可以取下来各种吃法，爆炒、红烧、蒸、炖都可以，有股独特的烟熏香味，很美味。但也不是人人都吃得习惯的。其实现代人也都知道，就是“腊肉”。
“年猪”多半是要卖一半的，半只猪，一百多斤二百斤的样子，可以吃约莫半年，但我家的多半是吃不长，因为要给大姑和二姑送些过去，那时她俩已经出嫁。所以，孩子们大多是馋肉吃的。
话说有次逢舅爷舅娘来家里，又正逢哥过生日，母亲特意杀了只母鸡。母亲那个心疼哟，那年头，卖鸡蛋也是笔“不小”的收入。但“无酒无肉不成席”，母亲就那么一个哥，难得来一回，那必定得好酒好肉招待。
舅爷和母亲一样，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留平头。手里常年叼个烟斗儿，把那叼烟斗儿的两根手指头熏得焦黄，那牙齿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且开口就能闻着股烟味，直呛得人要咳嗽。所以，其实我是不愿意亲近舅爷的。其实舅爷特别和善，会讲许多故事儿：三国、水浒、聊斋他都会，很有学问的样子。若是穿上旧时的长衫，准是妥妥的“先生“没错！
父亲和舅爷关系极好，每每舅爷来，那必是“不醉不罢休”：寻个作陪的，“三个男人一台戏”行酒令、对诗文那一通卖弄！男人们若是喝得酒兴起来，那是可以完全忘记时间的，万事俱抛脑后，只一个字“喝”！
却道那次舅爷舅娘不晓得哥生日，没有提前买礼物，到吃饭时方才知晓。舅娘老大过意不去，把衣裤里外两层摸了个遍，最后掏出来个格子手绢。又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打开，拿出了五块钱，硬要塞给母亲。
舅娘长️得眉清目秀，且白，留一头齐耳短发，身材比母亲要壮实且高一些，自然力气要比母亲的大。二人你塞我让的，母亲最终是没能推脱掉，收了那五块钱！那年代，五块钱可不少，能买十来斤肉。
大家吃着饭，谁也没有注意我已经撅起的嘴，“哼哼，舅娘都不说给我钱，不欢喜舅娘”。我闷闷想着，去夹桌上的鸡腿，谁知哥的手也伸了过来，但他比我快一步夹到了鸡腿。我的筷子直愣愣停在了半空，眼里憋着泪，瘪着嘴，瞪大了眼睛看着哥，恨不能将他瞪出个洞来！
男人们依旧是高谈阔论，妈妈眼快，看我一副马上就能“一哭冲天“的模样，赶紧给我夹块鸡翅（碗里没有鸡腿了）。
“来，涛吃鸡翅，吃鸡翅飞得高”。显然母亲是怕我闹腾的，语气里似乎带了些许“恳求”，还有些许“威胁”。
啥眼神我可看不懂，鸡腿没了，那才是正事！我不依不饶，“我要吃鸡腿“，我摇头晃脑指着哥哥碗里的鸡腿，气呼呼道”。
“你哥生日，让他吃一个，你下次吃”。母亲哄我，舅娘也来哄。
“我要吃——鸡——腿”。话只说三遍。
“你哥吃完了，下次再吃”，舅娘轻声细语。
哥在一旁幸灾乐祸，“吃完了，吃完了，就不把得你吃（注：把得：方言，给的意思），气死你”。说完还冲我挤眉弄眼。
“哼，不吃就不吃，不稀罕吃“！我“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转身就出了屋，跑出堂屋开始了我的“站功”。
这一站，一顿饭功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