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
东方的文明之光是华夏，而西方也有一个文明之光，那就是意呆利。
意呆利之所以被称为西方文明之光，一来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存在，二来则是因为它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而后者的映射之一，便体现在意呆利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上。
其中很典型的就是叉子。
叉子最先出现于意呆利，在16世纪由凯瑟琳·德·美第奇传到了法国，英国叉子的普及要等到18世纪，在此之前餐具主要有两样：
喝汤的勺子和切食材的刀子。
除此以外，英国人吃饭用的都是.......
手。
没错，手——这种情况在很多早先的英国画作里都能见到，比如珍藏在于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农民的婚礼》。
这习惯甚至在后世有些地区都没改变，比如某个叫新手钓鱼人的扑街作家，就曾经亲眼见过一位英国人把方便面直接放到了个碗里，再放到微波炉里转一下，然后就直接用手拿着吃了......
怎么说呢，也不是说黑吧，约翰牛那边对吃这玩意儿确实不太讲究。
当然了，目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刀叉是华夏人传到欧洲去的。
不过这说法没啥特别强力的依据，姑且了解一下就好。
视线再回归餐桌。
或许有些童靴对于鳗鱼的腥度有种错觉，觉得只有河鱼才需要去腥环节，鳗鱼是不需要的。
这句话里其实存在有两个错误：
首先，英国的鳗鱼其实也是河鱼，它们生活在泰晤士河里——19年的时候泰晤士河还因为河水中苯酰、咖啡因和可卡因含量高，导致了大量的鳗鱼‘暴动’。
其次，英国鳗鱼的腥味可一点儿也不比河鱼鲤鱼要差，感兴趣的可以去搜搜或者尝尝鳗鱼冻，那可是不下于仰望星空的英国黑暗料理之王。
总而言之。
没有经过处理的鳗鱼汤对于徐云这种现代人来说无疑难以下咽，但在17世纪英国的平民家庭里，这却可以算是顶级的美味之一。
“呼哈——”
一口热腾腾的鱼汤入腹，威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享受的表情。
随后放下碗，左手拿起面包，右手直接从餐盘里拿起一根椰菜花，先用灰绿色的汤汁在面包上过了一遍，接着将面包一口塞进了嘴里，任由汁水滴到了餐桌上。
没有女佣仆役，也没有红酒灯烛，原始到仅比茹毛饮血好上一点儿（因为太穷了做菜没有放盐），这就是徐云在十七世纪的第一顿饭。
鳗鱼汤喝不下，但餐桌上总得给主家一些面子，因此徐云犹豫了几秒钟，最后还是拿起了自己面前的面包，简单的抹了点黄油。
威廉夫人制作的面包有些类似本土的呛面馒头，质地厚实坚硬，内部很有颗粒感，吃起来很干但却极度抗饿。
徐云曾经在鲁东省的文登待过一段时间，吃过几个月的呛面馒头和玉米面窝窝头，因此这种面包吃起来倒是挺习惯的。
与本土“食不言寝不语”的传统不同，约翰牛特喜欢在餐桌上聊天，唯一的要求就是嘴里不能有食物。
因此喝了两口鱼汤后，威廉便主动开口了：
“肥鱼先生，你这次准备在伍尔索普待多久呢？”
徐云想了想，便按任务的要求说道：
“大概一到两个月吧，现在瘟疫肆虐，不列颠与尼德兰的通路被阻断，恐怕要过段时间才能寄信联系上我的祖父张三爵士。”
听到鼠疫这个词，威廉的脸上也不由现出一丝忧虑：
“瘟疫啊......希望那些大人能尽早想出办法吧，虽然这是神的旨意，但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出事了......”
看着在胸口划十字的威廉，徐云微微摇了摇头。
鼠疫也好霍乱也罢，这些疾病真正被发现传染源，那都是近代一两百年的事情了。
比如鼠疫的元凶鼠疫杆菌，是亚历山大·耶尔森在1894才正式分离出的毒株。
而在17世纪，欧洲人虽然意识到了隔离能够延缓瘟疫蔓延，却对其根本的病例一无所知——毕竟细胞这玩意儿都是胡克提发现的呢。
因此大多数人对于瘟疫的认知都是......
神罚。
还有一些占星家把腺鼠疫归咎于土星，木星以及火星的一次恶毒的联接，并且破有市场。
本土类似的事儿也不少，比如赫赫有名的五斗米教，也是靠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
对了，说道五斗米教，这里科普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陶渊明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很多人认为陶公这是不为俸禄低眉，甚至某度百科上都是这样记载的。
然而这个解释有个巨大的漏洞——明朝县令月俸七石五斗都被指为窘迫了，晋朝县令只有五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呢，这里的五斗米是指五斗米教，道教最晚的一个派别，做官的人都要与这个教派搞好关系。
陶公出任江州祭酒时，与信奉五斗米道的顶头